或许是一种机缘巧合，算是与“学术研究”结缘20余年。这20余年，一直在学习与探索，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回顾过去，“学术研究”之路，虽然没有取得多少像样的成绩，但“滋味”算是品尝了，或多或少有些感知与认知。这个“滋味”还真是一言难尽，简而言之是“有点甜”，因此未抛弃未放弃，一直在路上。

    我一直认为，我算是幸运者，有幸结识了诸多师友，得到了诸多指导与帮助、关爱与提携。惭愧的是，受到诸多制约，我所做出的成绩原本“应该”可以更好一些。

    “学术研究”至少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稻粱谋，一种是不是为稻梁谋（或者可以说“为道良谋”）。作为凡夫俗子，大多属于第一种，且有可能是终其一生；作为超凡脱俗者，种种机缘，有幸超越了“稻梁谋”阶段，衣食无忧，可以谋“道”，道可道，非常道。

     参悟“学术研究”有一条途径是“走近/走进”学者的学术人生。我算是幸运者之一。比如阅读来新夏先生的《来新夏书信集》，我读到了——淑世润身，功不唐捐。又如结识张厚生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张厚生先生2008年8月8日逝世后，我在努力为纪念与传承做一些工作，做这样的工作，不仅仅是“走近/走进”张厚生先生一位学者，实际是“走近/走进”一群学者，至少可以说是数以百计。值得做，可以做的事情实际是有不少的。这么些年，我做了点，实际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少量工作有点成果或者说结果了，大量工作并没有“结果”，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否有机会“结果”。我阅读《来新夏书信集》的感受可能会与众不同，我近年阅读张厚生先生留下的学术通信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且试图做一些整理与研究工作。张厚生先生作为一名目录学学者，实际上亦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学术财富”，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发现。张厚生先生留下的学术通信，时间范围大致为1963年至1999年，经张先生自身生前整理过的累计3183页（实际应该会有更多，比如张厚生先生自己写给他人的书信，个人日记中有底稿）。不少学术通信实际是有“背后的故事”需要挖掘的，我在努力挖呀挖呀挖，我的体会是：真的很辛苦，真得看机缘（比如多位学术通信对象年事已高，寻访困难，且陆续有仙归道山的）。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研究原本并非我所擅长，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遗憾的是，身不由己，我做不到“专心致志”，还有不少更为紧迫的俗事俗务，我需要面对。比如下午正打算写本篇文字时，有位老师咨询ESI高被引论文及其相关事情，我用了半小时。

    “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有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钱亚新先生（1903-1990）、来新夏先生（1923-2014），都挺好。钱亚新是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属于承上启下的第二代、“文华”的一代。来新夏先生在学界素有“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之称，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都开一时风气之先，来先生作为图书馆学家这一身份似乎“不显”。据《来新夏先生图书馆学思想与成就研究》（徐建华,冯凯悦.来新夏先生图书馆学思想与成就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3):3-8.），来新夏先生图书馆历程：1979-1983年为结缘图书馆；1984-1991为全面拓展期；1992-2002年为体系成熟期；2003年之后为“纵横三界，自成一家”时期（“三界”，指图书馆教育、事业和研究三大领域）。据《来新夏先生图书馆学思想与成就研究》，来新夏先生图书馆历程：1979-1983年为结缘图书馆；1984-1991为全面拓展期；1992-2002年为体系成熟期；2003年之后为“纵横三界，自成一家”时期（“三界”，指图书馆教育、事业和研究三大领域）。两位前辈学人的共同点：活到老、学到老、学术不老；学术生命“超长”；“百年后”有经久不衰的“纪念与传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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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谋.淑世润身，功不唐捐——《来新夏书信集》读后.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954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