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游子，我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自我15岁到县城上学开始，回家如同做客。今年暑假，原本打算回老家呆几天，我知道父亲母亲从内心是期盼我能领着妻儿回家看看。一是因为疫情此起彼伏，心始终悬着；二是因为确实有几项工作假期中亦在推进。纠结了好一阵子，父亲对我说，不要纠结了，就地休整，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适当放松放松。

    身在高校，寒暑假算是特别福利，多少有些自由支配时间。我的寒暑假，可以说大半时间是“心系科研” ，中心内容是：写项目申报书、写论文或者做相关准备活动。小块时间会考虑探亲访友、游山玩水。还会有小块时间留给读点闲书或者做点无功利性需求的业余研究。这么些年，我与父亲交流较多的话题是家谱研究，尤其是在寒暑假期间。

    父亲自2001年（也许更早）积极参与家谱的编修及相关公益活动（比如抄谱、历年上新丁、公祠的修缮、祭祖、发掘碑铭等文物古迹、接待外来寻访者等），我非常支持父亲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感受到父亲之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父亲1962年高中毕业，其学业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家谱之外，父亲还在做另外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撰写回忆录。父亲撰写的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涉及教育史、社会发展史等诸多方面，属于上好的地方文献资料，其出发点是个人生活史或家史，但实际的价值远远不限于此。对于家谱研究，我原本是外行，算是友情参与或友情支持，尽可能地做一些辅助工作；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某种意义上与家谱有一定联系，亦属于家风家教范畴，我更多地属于读者。

    从父亲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看来，其实父亲本身是具有一定科学与人文素养的研究者，只是因为受到一些制约，所做的研究未能成为“研究成果”。从研究到研究成果，既有“物理变化”（比如以白纸黑字形式正式出版发行），也有“化学变化”（比如受到社会机构或学术团体一定范围认可）。研究未必能开花、结果，有幸有了结果，天知地知鲜为人知（仅有自己知道），这类研究或许可以叫未取得实质性研究成果。

    在跟随父亲做家谱研究的过程中，我需要带着问题去学习、去检索、去思辨、去推理、去交流，这样的探索与思考是颇见成效的，且颇有乐趣的。成效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成效，经过多年的努力，于2022年3月弄清楚了同治十年刊本《乐安县志》与家谱的关系。同治《乐安县志》与家谱、族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个原因是，35世王登瀛（笔者与其34世同为王云卿）为《同治乐安县志》修撰骨干之一（《同治乐安县志》新修乐安县志姓氏第2页“分校”之一），而且留传一部至今。150年前的这部县志，我浏览过原本古籍全套（存放樟木箱子内），父亲曾代保管较长时间。34世是《湖坪族谱》编修骨干，因此族谱中有不少信息提及参见《同治乐安县志》，而且该版县志，确实有许多内容可以互通有无，相互补充。听父亲说，后人保存有两个碟子，刻有“贯二”，这是王登瀛在家谱中的排行。乐趣的其中一个方面是——试图探求真相，苦苦探寻之后真相大白。

    关于父亲撰写回忆录。我2014年用手机拍了一个版本。更早时间还有一个版本，那个版本是父亲从江西老家带过来连云港给我看的，我浏览之后，原本我希望拍照并进行进一步数字化，父亲说还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新近了解到，2014年之后之年，父亲又进行了进一步修订，一是增加新内容，二是修订补充已写内容。已经写过好几稿，是从头到尾写。过程稿丢弃了。我深表惋惜，我说那些过程稿手稿也非常有价值，因为他如实呈现了撰写过程。父亲的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挺好。2005年暑假，我领妻子回老家算是办了简易婚礼，我拟了对联，原本我希望父亲写，父亲另找同事帮写。父亲说他写毛笔字手抖，写不好。小时候，父亲年年写春联（需要写多副贴老屋大门及厅堂），好些年份，父亲让我拟对联，他来写。贴对联也是我们父子俩协作完成的。还有种可能是，父亲认为其同事写得更好。2014年手机拍的回忆录，是钢笔写的，我认为是挺好的。父亲告诉我写字手抖，且越来越费劲了。这种状态，那些“过程稿”更是心血的结晶。我尚未读到父亲的“最新版”，但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令我敬服。我手机拍的回忆录，有140多页，10多万字，几乎没有涂改痕迹。这背后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定程度上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自2008年之后，投入了部分精力做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研究。其中张厚生研究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直接受父亲的影响，得益于其或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与帮助。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因为父亲与张厚生先生算是同龄人。现代史、现代人的研究其实是不容易的，欲出成果，意味着要得到同行专家认可或认同更加困难。我能做出一点成绩来，应该有父亲的一份功劳，或多或少得益于其言传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