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晚，圕人堂成员姚老师分享了一张截图。起初我没太关注，第二天一早，因有几位成员展开了讨论，我注意到了。

    截图中的内容，稍事梳理，抄录如下。西城大妈：“图书馆/档案室/资料室，都是已上位的结婚员扎堆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编制工作，现在最大的意义，就是给学术界雄竞成功的那波人的不成功配偶们，交一份社保，多个八卦的地方……”弗虑弗为：“其实比Z网更恶劣的，还有我说过很多次的部分公立图书馆，他们向学生、学者收起费来那真是心狠手辣，我多次看见学生因为舍不得花复印古籍的钱恋恋不舍地放弃离开，或者耗费几小时几天的时间去抄原本只要一秒钟就能拍摄、复印的古籍资料，真是打心底觉得厌恶与恶心。知识的保管者，摇身成为知识的拥有者，利用垄断地位向求知者索取金钱，禁止求知者采用合理的手段获取知识，比如拍照，中国大大小小多少家公立图书馆，允许求知者拍摄古籍的有几家？（现代印刷品不限）。求知者或者花钱请他们采用伤害性的方法复印，或者鬼鬼祟祟偷拍，求知有如盗窃，真是一言难尽。Z网的手段肮脏，毕竟是商业公司牟利的本性使然，公立图书馆如此，则恶劣远过之。”成员“图漾”评论道：“人家说的也没什么不对的，图书馆成这种形象也是自己作的，越大的大佬越难辞其咎，我等小角色当然也有责任，算是雪崩时的那片雪花吧。”成员“梧桐”：“不知道对男性从业者怎么评价？”姚老师：“雄竞失败。”

    上述对话，笔者读到之后的情绪反应，可以说有一种“涩涩的酸楚”。成员的分享与讨论，有自嘲的成分，也有理性的“讽刺与幽默”，有料有趣还有味。

    笔者认为“西城大妈”是见多识广的，观点本身不甚新鲜，属于对图书馆从业者的“刻板印象”，经久不衰。表述方式有一定的创新性，“已上位的结婚员”“雄竞成功”大概属于名词创新？我自身是见所未见。《大学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4期曾刊发时任湘潭大学图书馆馆长张践明的“一个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心路自白”，其时已任图书馆4年多。文中说到：“图书馆成为学校的大后方、‘安置办’，你没有权力拒绝接受来自上级分配来的人才。‘三后一帝’（领导‘后’、教授‘后’、博士‘后’和教职工子‘弟’）成为图书馆‘人才’的主体结构，高层次的深度学科服务怎能开展？曾经有一位馆长如是解嘲：图书馆馆长原来是个“弼马温’。”世易时移，编制紧缩，高校图书馆“三后一帝”主体结构已发生了一些变化，用工形式多样化。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包括馆长、在编馆员、合同制职工、临时聘用人员、勤工助学人员等，大体可分为馆长、在编工作人员、无编制工作人员三类。当前“三后一帝”算不算高校图书馆人才的主体结构，个人存疑，近年新入职的多属于无编制工作人员。当前图书馆人力资源存在一个发展态势——“最终就是取消或减少高薪的作为专业人员的图书馆员，使那些图书馆成为没有（专业）图书馆员的图书馆。”（老槐语）有的高校图书馆相关决策者的用人理念是，人力资源利用最大化，虽然薪酬水平较低甚至很低，但愿意干的人一大把，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对专业性要求不高的采取这种模式，似乎无懈可击，但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关键岗位或核心岗位，亦生搬硬套，或许得不偿失。

    笔者对“弗虑弗为”的感知与认知，表示能理解。听起来，似乎是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属于信息不对称，或者换一个词叫“信功能障碍”，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古籍资源的管理与服务，他是比较特殊的，有较为严格的管理与服务规范。广义的古籍统指古人所著图书，而不论其出版年代的早晚。狭义的古籍，在中国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但民国时期出版的古人所著的线装图书，通常也被视为古籍。对于狭义的古籍，古籍保护要求很高，拍照（有其是打闪光灯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使古籍免遭自然和人为的损毁，延长古籍保存期限和使用寿命，尽可能保持其原来形态的技术和措施。对中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等加工整理工作，目的是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影印版古籍或古籍再造的，使用方面宽松得多。近年，古籍数字化取得了飞速发展，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扫描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和处理，建立了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和综合检索系统，更加方便检索与利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古籍实施分级保护，有些珍贵古籍，有严苛的使用规定，普通公众是接触不到的。对于有偿使用，通常并不是为了盈利，可以理解为古籍保护的辅助措施，比如可以减少“随便看看”带来的损毁、给古籍修复提供经费支持（或许只是“杯水车薪”）。社会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可能存在误区。公共图书馆是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服务是免费的，所需经费依靠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及时、足额拨付。深层次信息服务等，通常是有偿服务。公共图书馆个体，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其服务设施、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时间等存在差异。

    关于高校图书馆的有偿服务，较为常见的是查收查引服务。查收查引服务（开具SCI、EI、CPCI等论文收录、引证报告），某高校许多老师存在困惑：为什么咱们学校不是自己出具报告？为什么需要收费？为什么我们学校没买？之前有部分老师以为其中“有利可图”，说为什么这个钱让人家去赚？实际上是不了解情况。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是价格较为昂贵的数据库。高校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2019年，共有340家高校采购了SCIE、190家高校采购了SSCI、59家高校采购了AHCI。费用由两部分构成：当年数据费和回溯数据费。首次订购成员馆需购买一定年限的回溯数据。依据四个指标基于不同的权重对中国高校进行了7个分级：学生总数, 权重10%；教师总数, 权重10%；博士学位点数，权重60%；硕士学位点数，权重20%。某高校位于第6级（T6）。假如该校采购SCIE数据库，6年回溯数据（2015-2020）为213271美元，2021年数据为59649美元，总计272920美元（按2020年11月30日的一个月远期汇率6.61计算，折合人民币180.4万元）。之后，每年采购当年数据会有涨幅。（提供一个参照是：另一办学层次及办学规模较为接近的高校采购SCIE数据库2020年数据的费用为43.9万元。）某高校的文献资源经费预算，连续数年均为400万元，即便买得起，也供不起。2020年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某高校图书馆方面提供的服务只是代收费（包括检索报告费及物流费），2020年总支出为3.7万元。这个费用实际上连支付相关数据库的涨幅部分都不够。收录报告相对简单，引证报告要复杂得多，均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包括图书馆方面提供的系列辅助服务，同样需要投入。有的用户对于“有偿服务”是特别在意或特别介意的，认为“图书馆收我钱了”或“图书馆赚我钱了”。综合权衡一下，实际上是以较小的投入，取得了较为优质的服务，用户有的是真不了解，有的是不想了解。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网站于2021年12月10日天公开了2020年的统计数据。有1141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电子资源购置费，总和为39.21亿元，均值为343.6万元，占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的56.8%。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置费的离散程度大，馆际差距逐年增大。电子资源购置费排名前5位的高校图书馆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5188.2万元；清华大学图书馆，4885.8万元；中山大学图书馆，4048.4万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3592.7万元；北京大学图书馆，3564.9万元。经常有老师会问，为什么某某数据库没有，为什么不买？学校能够使用的，主体是各高校自身购买的商业数据库。正常情况下，投入与产出呈正相关。上海交通大学2020年购买的数据库有430多个（花5188.2万元），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1322项，获资助直接经费7.19亿元。据2019年校友会公布的该校科研经费为108.15亿元，2021年很可能会更多。资源和经费充裕的高校图书馆只是少数，对于其余大多数该怎么办？理性的选择是立足实际，正视现实，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怨天尤人于事无补。数字资源的建设与服务，需要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在法律法规与道德的框架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高校，存在一部分教师用户，不了解甚至瞧不上相关专业人员付出的努力。有的用户曾热心或好心建议图书馆到x宝买各种资源使用账号或者“共享”他馆资源，殊不知，作为机构是受到法律法规制约的，作为个体用户也是不合适的只是未追究或暂未追究而已。以某外文数据库为例，其价格方案是相当讲究的，与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地域、使用量、科研产出等密切相关，对校友使用、VPN方式利用等有特别条款。隐秘地“共享”他馆资源，实际上是由他馆代买单了，而且所有的网络访问行为，实际上是可以“溯源”的。   

    笔者自身作为图书馆从业者已有22年，且是一名男性从业者。在旁人的眼里，也许我也属于“雄竞失败”者之一。入职之初，我清晰地记得两件事：一是所在高校教工家属区小店的男主人问我哪个部门的，我回答说图书馆之后，第一反映是：“哦，图书馆看门的”；二是同住的单元楼有一名教授热心为我提建议，大意是教工食堂的青年女工与我如何如何地般配。坦白说，我当时是“豪情满怀”欲到高校图书馆“大显身手”的，我的内心是不悦的，但确实让我较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入职多年后，妻子所在部门同事（某985高校博士毕业）问我在哪个部门？告知图书馆后，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哦，图书馆挺闲的吧？”我只好说：“还好。”就在近期，到某部门找人办点事情，对方问我：“图书馆忙吗？”因为算是熟人，我坦诚相告：“图书馆不同业务部门忙闲不均，我自身所在岗位算是比较忙的，比如……”2005年1月，笔者开始写“图谋博客”，且将“图谋”二字进行了阐释：“图谋，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2006年开始使用“图谋”笔名，英文名字叫“libseeker”,更准确的含义是一个图谋（a libseeker）。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社会形象是有所变化的，在一些场合被尊称为“老师”或“教授”，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入职初期，将我称呼老师的学生，有的可以感受出来饱含着不情愿。现在的我，不仅年龄上够份量，形象上也很搭，特别是具备了“地中海”发型，只是称呼我为“教授”，我知道有时是“工作需要”（比如被邀请作报告或讲座，介绍为“教授”，更容易镇住场子，甚至听众也更乐意接受。），有时是礼貌性称呼，个人的学问学识距离“教授”还有较长距离，乐意见贤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