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各流派的自然哲学可以概括为“始基演化说”，“公理”则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大厦的基础。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可以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始基”。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性本善”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亦即“公理”，人际关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实用主义是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的生存哲学。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同时，只要生活在这片“热土”上，或者多少有些瓜葛，谁都可以对传统文化说上几句。在这些成果和众多参与者的热忱中，传统文化越发变得扑朔迷离，犹如在雾霾之中，难见真身。

本系列试图以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始基演化说”和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作为类比和线索，来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

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派别林立，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一个或数个“始基”或“本原”，如水、火、原子、数、理念等，以及由这些始基或本原“演化”出万物，这就是“始基演化说”。欧几里德以无法再回溯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构建起几何学大厦。“始基”和“公理”都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

本系列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只是透过科技哲学视角之管窥，撷取往日或许未曾关注之点。“类比”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在“线索”之外也还会有未尽之处。

系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传统文化的“始基”和“公理”，第二部分考察其“演化”，此处为第一部分。

本系列中，传统文化指孔子以后（含孔子）的文化。孔子之前的周易与河图洛书无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由于其在内容上与孔子以后的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以及由于对中国至今数千年历史的影响与孔子以后（包括道教和佛教）的文化之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暂且不在本文所探讨的内容之内。

传统文化的“始基”可以归结为：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如同始基演化说中的“始基”是希腊哲人对自然现象抽象提炼和直觉思维的结果，这四者同样是由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的抽象提炼。这四点并非完全独立，彼此间在一些方面存在交集；也不是如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那样，彼此间有着某种逻辑或对应的关系。

一、小农经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但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这一点看来没有争议。由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出发，可以推出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特点。

其一，天人合一。

农业和畜牧业，面对的是作为生命的动植物，与同为生命的人息息相关，人和作为自身生存基础的动植物处于同一个生态环境之中。人与动植物进而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天人合一。万物相生相克互为因果。不存在独立于人的自然界，反过来说也就是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的人。

在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与原始的天人合一相一致的思维方式就是物我不分，人不是客观的去认识自然界，而是以全身心去感悟自然界；只能在整体上把握，现象就是本质，本质也就是现象。推到极致的最高境界，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变化及其规律只能是一个字：“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回过头来，以“道可道非常道”之不可言说的“道”解释一切，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一方面”总是伴随着“另一方面”，朴素的辩证逻辑往往滑向诡辩。“道”，既是本体，又是认识，同时兼具实践价值，如“替天行道”，以及“得道者得天下”。

其二，小农经济，男耕女织，只有有限的交换，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

在恩格尔指数较大的情况下，农业辅以少量家畜和手工业足以维系家庭的生计，自给自足。同样是农业，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中国的家庭既是基本的生产组织，同时也是最小的生活单位，这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而在家之上便是国，家国一体。反过来，国以其权力确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维系小农经济。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就会发生传统文化的代际遗传，乃至路径锁定。手工业者传授给后代的是手艺，手工业者可以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商品经济中，代际相传的财物，可以经由交换而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小农经济，农业作为维生的主要途径，土地就是主要的生存依据。在土地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过程中，下一代也就如同庄稼植根于土地一样，继续在这块土地上以农为生，同时也就传承着不变的传统。

可以说，土地，是中华民族传统基因得以千年传承的物质载体，农民，则是亲力亲为传承传统的主体。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即使离乡也不可离土。离乡背井则是人间的悲剧，之所以“悲”，是因为传统基因失去载体，以及传承主体的变异。

其三，常年累月在同一片或相邻土地上从事类似的劳作，以及婚姻和家族联系，再加上乡亲们在有事及农忙时节互相帮衬，逢年过节礼尚往来，自然形成在血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

“乡”是地理概念，“亲”则与血缘相通相传。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都想方设法归结到血缘关系，例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母官，乃至今日之央“妈”等等。空间的有限和时间的延续，成为熟人社会的时空基础。

由乡亲组成的熟人社会必然有远近亲疏之分。福建的“土楼”为此划出了明确的边界，个人犹如在舞台的中央，其所作所为全都在乡亲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是否符合乡约民规伦理道德，由族长、乡绅等德高望重者予以评说。

由此可见，在传统文化中被奉为圭臬的传统伦理道德，看起来很美，但其执行力限于土楼的边界，止于由乡亲组成的熟人圈。

伦理道德止于熟人社会，同时也维系了熟人社会，使之得以存在和延续，在此意义上，熟人社会必然导致集体本位。在熟人社会中个人行为规范的最高依据是熟人所组成之集体的和谐，为了更多照顾整体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个人淹没于整体之中，个人以对集体的忍让维系集体的存在，以及换取集体对个人在集体中地位的认可，因而很在乎“面子”，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甚至为了“天下”（电影《英雄》）而牺牲自己。个性、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致使个人和整体的发展缺乏动力。

“情”至上，也就是李泽厚所提出的“情本位”。情本位，意味着理性缺失。合情合理，“情”在前，“理”在后，喜欢“较真”是人格的缺陷，不可“得理不让人”。时至今日，由于理性缺失，中国人民的“感情”还是如此脆弱，动辄便受到了“伤害”。理性缺失与上述笼统的思维方式相叠加，致使理性愈加缺失，思维也更加笼统。

天人合一，人作为“类”没有从自然界独立出来；集体本位，则是个人没有从整体中独立出来。小农经济及由此导致的特质，在总体上显示出与动物世界的直接相关性。

同时期的希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天人分离，不仅在于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且有一个独立于存在的人；航海、游牧和商品经济形成“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由法律和契约建立联系。陌生人和个人本位，意味着个人对于血缘宗族和整体迈出独立的一大步，从此在个人的基础上经由自组织和契约构建起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动物世界可以有某些人类社会的社会性，但是在希腊正在构建的社会，出现了动物世界所不具有的全新的特征。这就是“言必称希腊”的缘由。

小农经济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中国现代史进一步得到说明。

蒋家王朝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民国时期小农经济被破坏，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小农”既被抛离了土地，又未能整合到现代化进程之中。

49年的土地改革，让几亿农民回到小农经济，轻易化解了新中国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以三农回归传统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

计划经济年代几经周折，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包产到户，依然是回到小农经济。

到了21世纪，金融危机，外贸急剧萎缩，农民工一夜之间失业，放到其他国家，肯定发生全社会动荡甚至灾难；但在中国，农民工回乡种地，官方称“蓄水池”，虽然经济危机，但社会危机安然化解，仍然靠的是小农经济。

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

邓晓芒把中国农民的状况概括为：落后分散的生产方式，狭隘的血族观念，在一个“圣人”治下的平均主义，不仅指财产平均，而且是思想平均、知识平均。这样的农民意识渗透于整个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

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

[1] 邓晓芒，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