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当下争论的内容实际上由来已久，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上演的相关争论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歌德还是缺德”（从“歌德还是缺德”到批评还是抹黑），而且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体用之争”。争论各方该说的大概已经都说清楚了。本文不涉及争论中具体的理论观点，不论对错，不加褒贬，而是探讨因时代不同，那就是全球化和互联网，以及后现代给这次争论本身带来的变化，后者博主将另文探讨。

全球化让世界各国不仅彼此嵌套，难以区分你我；而且在嵌套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紧密相关，希望只是经济往来而不涉及政治和文化，只是一厢情愿。WTO的三大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以及谈判过程包含了制度和文化因素。事实证明，接受三大基本原则的领域如汽车、家电等都取得长足进步，而意欲保护的行业却发展缓慢。金融危机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沦落于微笑曲线的谷底，依靠廉价劳动力，甚至开胸验肺，同时把污染留在中国，向美国、西欧出口廉价商品，让他们在微笑曲线一个高端从事创新，另一个高端获取高额利润，养肥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创新靠社会主义维系？）。反过来，美国西欧以大量订单维系世界工厂开工，提供农民工就业岗位，维系社会主义中国的高速发展。两大阵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金融危机瓦解了全球产业链之后，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正在紧锣密鼓筹划和推进，将进一步重新改写贸易规则，确保知识产权优势，以及通过解决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确立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竞争、资金转移等领域的新标准、新规则。中国也在积极准备应对，若不加入，将被边缘化，甚至面临“二次入世”的尴尬，若加入，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相应的价值观。中国走出去，一带一路，也需遵循所在国的相关制度和风土人情。反过来，外企在中国同样必须入乡随俗，遵守中国相关的法律和民俗。为此,高通付出了61亿的代价。在如此相互嵌入的全球化中，难以区分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日常”（《环球时报》的区分）价值观，难以在经济上接轨，政治上“我独醒”，文化上又接受“日常”价值观。

全球化中无“绝对”。

实际上，从上世纪末的以德治国，到本世纪初的八荣八耻，再到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步步递进的过程，就是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主动吸纳西方价值观中的部分内容，进而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自身价值观的整合，显示了高度的道路自信。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袁部长于2011年3月8日表示，（http://learning.sohu.com/20110308/n279711678.shtml）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应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受到外来压力。当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当然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过度引入，袁部长指出“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论者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我们学习国外，不论是穷的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有利我们建设的，都可以学。”学校的章程要符合学校特点、教育规律、中国国情，还要有世界的先进理念。

互联网的影响更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特别是授予原先弱势的一方以话语权。试由反证法予以说明。要是没有互联网，当下争论中的“普世论者”基本上就无声无息，多半就不会有此次争论，事情就简单多了，正是互联网授予这一方以话语权。再往前推，要是没有互联网，或许高校中那些莘莘学子也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于是“特色论者”也就不必如此这般大动肝火，大动干戈。然而互联网在，且愈演愈烈。

互联网时代无“绝对”。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各国没有个性，放弃自己的传统，实际上国家、跨国公司等如果没有自己的禀赋和独到之处，就不会在全球产业链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不是要放弃争论，和稀泥，而是希望争论的各方不要把话说绝，说死，更不要在情绪上对立。“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绝不允许”之类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表态，一来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二来在实际上也做不到，反过来降低了言者的公信力。不排除在争论双方中存在“极少数别有用心者”，这些人已不是摆事实讲道理所能解决，若是触犯法律，自当依法处理。

“新常态”一词在当下中国的高频度出现已成为常态。希望眼下在“绝大多数”人之间的争论也归于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