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不同方面讨论全球化。在形式上，全球化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本在世界范围摊平，也就是价格趋于均衡的过程。在我的“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和中国的民工潮”一文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其实，摊平的还有游戏规则（如WTO）、消费习惯，乃至生活方式，山寨们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主流与草根的互动中，文化被摊平。不仅是主流——由高到低，而且是草根，由低到高也是摊平。区别在于，由高到低是失去了权力，而由低到高则获得了权力。于是就形式而言，从根本上说，全球化就是熵增加的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人类社会依然适用。在地球上，如果一切都已摊平，熵趋于极大，人类社会也将到此为止。然而地球并未走向热寂，不仅因为地球开放，而且在于人的因素，一曰创新，二曰集成。

创新包括科技、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科技创新降低原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本的价格；制度创新如出台各种对于人才、资本和创新的优惠政策；观念创新在于改变对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关系的认识。无论何者，最终落实到改变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本以及其他相关要素的博弈关系，在全球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造成新的势差。例如科技创新降低了原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本的价格，资本就有获利空间，因而流向科技创新之处。科技创新提高了具有更高水平的劳动力的价格，随后变发生资本在更高水平上的流动，创新也就随之而推广到资本新一轮输出地。

集成主要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降低成员间交易、学习的成本，构建起相对于环境的边界，以维系自身的稳定。同样，集群也会推广、扩散，走向新的均衡，然后再出现新的集群。

以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观之，创新也好，集成也好，都是打破原有的稳定，将混沌状态区分为系统和环境，系统从环境中吸收负熵以维系自身的稳定并趋于更加有序。一旦失去创新能力，以及集群的推广扩散，系统与环境趋于一致。

由此看来，全球化在熵增大之时，还会发生相反的过程：因创新和集群形成势差，构建系统，产生负熵流，然后又走向均衡。全球化因摊平走向均衡，因突破产生势差，在摊平与均衡的交替进行中向前推进。

全球化的一大特点是各国和地区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这种依存关系不对等，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不对等。我们常议论谁执全球化之牛耳。答案一般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其资本，或军事力量，或科技实力，或兼而有之。问题在于，这种不对等是我们自找的，甚至是争取来的。所以关键不在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不对等，而是这种“自找”和“争取”背后的原因，那就是选择权。选择权才是种种不对等的根源。在美国看来，全球范围只要有廉价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本，就可以资本输出，投资办厂。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比比皆是，中国、东南亚、印度、南美、俄罗斯，以及东欧等等。美国在众多条件相差无几的对象中任意选择，可以开出高价，开出条件。而候选者众，彼此间构成竞争关系，竞相压价。如中国各省之间就构成令选择者拍手称快的竞争关系。而在中国看来，选择对象几乎是非美国莫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拥有最多最先进的高技术。正如在恋爱中，一方普遍撒网，到处留情，而另一方却非某某不娶/嫁，后者的日子就难过了。与上文联系起来，普遍撒网如美国，就是拥有势差者，而中国就是摊平的对象；美国是吸收负熵的系统，中国则是输出负熵的环境。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熵流中，惟有自主创新，包括由制度创新而形成集群，方能拥有势差，吸引负熵，以及成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