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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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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知，“科技”一词是中国特色的词汇。已有论者对该词的不利方面作了分析。其一，不利于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科学与技术捆绑在一起，不利于科学相对独立的发展。科学的一大特点是自由探索，这种精神辐射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柳延延认为，科学与技术的捆绑，使“科学在大众心目中的‘求真’向度被遮蔽，‘有用’向度则向其敞开、再敞开”。科学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合理的怀疑性，以及有效的科学方法等，都因此而受到削弱。其二，不利于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认为，“提升创新能力，首先要改变经济、技术两张皮的现状，其根本方法是要从体制上把技术和科学分开，让技术和经济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由上述对科学和技术的不利影响可知，一方面科学与技术的捆绑强调了有用和功利，另一方面技术与科学的捆绑又切断或至少弱化了通往功利之路。这就引起思考：在“科技”一词的背后究竟隐含了什么？捆绑在一起的科技又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一、在被捆绑的科学背后——实践哲学
与技术捆绑在一起的科学突出了“有用”向度，遮蔽了“求真”向度。在此褒贬之间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以下简称中国哲学）的影子。
对于中国哲学的特征有很多论述，例如非理性、实践性、入世、直接性、重伦理情感等。其中有些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互易，例如实践性和入世等，有些如非理性和直接性等则可以由其他特征推出。此处主要以实践性为出发点来理解中国哲学，进而由此说明与技术捆绑在一起的科学。
张汝伦曾对中国哲学的实践特征作了精辟论述。莱布尼茨在比较中西哲学时认为，“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中国哲学……始终没有离开人间”，也就是所谓“入世”。古代文人出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入世，对此已有很多论述。
实践性本身又有若干特点。其一，具有明确的目的，甚至目的至上。在因果关系中，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主流强烈的因果决定论有根本区别。
其二，由于实践的多样性，事件和人物本身的个性、历史由来，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因而未必有一致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此者未必适用于他者。所以，“道可道，非常道”。这不仅是反对在形式逻辑中的精确定义，而且是对真理的认识。绝对真理是不能用某种观点(言说)来完全彻底地穷尽、表达的；因而表达出来的观点一定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同时也就是有界限的。中国哲学不探求现象背后一致的和不变的存在。所表达的观点与特定的对象、历史、语境，以及主体对此的介入不可分割。换言之，主体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认识。这样，由实践哲学便可联系到中国哲学的认识论特征：直接性，认识寓于实践之中。提出“北京共识”的雷默也发现，所谓的北京共识“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由这样的认识论又可联系到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特征。在中国哲学看来，不存在普遍和不变的“存在”，存在的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不断变易的太极图之类。张汝伦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那样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中的直接性在本体论中体现为没有超越，没有现象背后的本质，没有以普遍与必然作为说明和统一现象的共同基础；于是现象即等同于本质。
由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回过头来又影响认识论。各异的现象缺乏共同的基础，不可能由一种现象经由共同的基础而推知另一类现象；一种现象的发展也无规律可循，无从由此时推知彼时；因而只能通过“渗透”和“互易”之类，以及通过悟性和体验去领悟，这就是“非理性”。本体论和认识论又共同影响实践活动和价值观。首先，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淡化必然导致实践的强化甚至实践至上，而实践至上又带来直截了当的功利主义，以成败论英雄。与此对应的是，知识贬值，自由探索精神缺失。其次，由于缺乏一致的理论基础和共同的信仰，由于不存在本质和对本质的认同，因而实践活动只能在现象层面运作。在处理具体事物时，“有一说一”,或是“个案处理”，或是“下不为例”，无一定之规。雷默发现，“中国…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典型的“测不准社会”。最后，在具体做法上只能是“推己及人”和“将心比心”，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明证。
二、在被捆绑的技术背后——“仁”和雕虫小技
中国哲学的另一个根本特征是在梁漱溟所论的在人与自然（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三个方面中突出人与人的关系，并以此贬低或统辖其他两个方面（此处仅涉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
在前文所引的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评价中，莱布尼茨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实践哲学”就是“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中国哲学……始终没有离开人间”。这也就是所谓“入世”的含义。中国哲学中的实践主要并不发生于人与自然之间，不在于改造自然，而在于调整和维系人与人的关系①。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所涉及的无非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入世，所“入”的不是自然，而是人间，而自然本身也打上了浓浓的人的印记。中国哲学“习惯于用人文乃至人伦之理推究天理，把无限的宇宙有限化、人性化、政治化、伦理化、心性化、人事化，实际是借天道表述一定价值诉求。
在以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中国的伦理型文化中,在亚细亚式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次要、从属甚或排斥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诗词乃至八股文受到尊重,“唯有读书高”即是写照；相反，技艺不过是雕虫小技。于是,难以看到独立的对自然的研究，“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绝利,盗贼无有”。在价值观上贬低技术，在行为规范上制约科学的同时，在报偿、待遇和宣传上厚此薄彼,以此强化价值取向。要“重义轻利”，弱化进而切断技艺与利的关系，不以“利”来拉动和驱动之，拥有技艺的匠人通常只能维持生计；反之，也不依靠技艺来获得和增添社会之利。
中国历来重礼义、伦理道德,讲究安身立命,轻各种经济活动。古代中国在物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主要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向外开拓,而是通过限制需求、消费和追逐利益的冲动,通过协调人际关系来解决物质的匮乏,或是“融四岁，能让梨”，如若不让，则“杀富济贫”，“不患贫，患不均”。对生产力和物质层面的淡漠、忽视甚至轻视，不仅体现在中国哲学里，而且渗透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例如中国人讲面子等等，进而波及至今。
在重人己关系和重面子这样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看重的是“科技”的是世界影响。魂牵梦绕的诺贝尔奖，顶礼膜拜的SCI，对得以参与国际科技前沿研究的喜悦之情，即使只占其中的1%，例如人体基因组计划。与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主要以线虫和果蝇为对象的频频获奖的研究相比，饶毅认为这些研究热点在中国之所以受到冷遇，并非因为没有研究基础和不知道重要性。“中国已有的果蝇研究基础强于基因组，因为中国开始基因组测序时，没有一个当时在国内的人受过大规模基因组测序的全面训练”。在经费上，“基因组测序耗资巨大，……华盛顿大学是美国三大基因组中心之一，年消耗以亿美元计数。中国花在基因组测序的费用肯定也已经达到几亿人民币，几个月的测序经费可以支持多个线虫或果蝇实验室多年的工作”。“是因为基因组测序对中国有特别的应用价值吗？也不是。因为，西方由国家支持的测序中心都公开资料，所有人可以无偿利用他们的结果。中国做了测序后也没有专利”。此处引文的原作者一再申明，他并非反对中国参与基因组测序，只是以此案例说明“用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是不能解释中国如何选择科技方向和国家重点支持的。……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至此，什么是“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及其对“科技”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
对于单个的中国科技人员来说，重要的是拿到“纵向”特别是国家级课题和获国家级奖项，这一点在申报职称和“长江学者”等，以及博士点和“基地”之类尤为重要，至于横向课题，即使经费再多也无济于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钱也有了级别和“官本位”，而且在于名声。于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价值导向便一直贯彻到几乎每一个科技人员和每一个科技项目。
三、“科技”之累
上文分析了“科技”背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两大特征：实践性和人际关系，由此可进一步揭示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实践特征不利于科学发展，说到底与科学本身的特征背道而驰。科学并非不要实践，且不说这里的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实践风马牛不相及，科学的实践活动——观察和实验等不是为了要达到什么实用目的，完全是为了认识：获取资料和进行验证。如果从中得到什么，那也不过是副产品而已。
科学的特征是自由探索，到达什么领域，得到什么结果，预先所知甚少或根本一无所知。以明确的目的去限定科学就是预先设定了结果，完全本末倒置。著名科学史家萨顿称一部科学史“……描述了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可斗争的历史”,这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科学被捆绑的结果是，不仅科学，而且整个社会淡化甚至丧失了自由探索和批判的精神，丧失了对日常事物的怀疑和批判，以及对根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探求。
科学为各种技术揭示普遍和一致的原理，提供共同的平台。理论越是深刻，辐射面就越广，越具有说服力。与技术捆绑在一起的科学做不到这一点，不能由现象揭示本质，由个别达到一般，难以为不同的技术找到普适的理论基础，相反被不同技术的个性、初始和边界条件所限定，不追求理论的完美。无一定之规，则不成方圆。技术若无理论出发点，难免目光短浅，表面上达到了暂时和局部的目标，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况下，或者彼此间发生矛盾，甚至与整体和长远目标相冲突。同时，还要付出一再试错的成本或所谓“学费”，有些后果不可逆转。此外，这样的技术也只能就事论事，“有一说一”，不能举一反三，知识不能共享。相反，没有达到原理层的“推己及人”，完全可能因缺乏共同的平台而不能适用甚至招致失败。
在科学和技术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科学不仅以自然现象，而且也以技术所提供的经验素材为研究对象。只有科学对技术中出现的普遍问题进行提炼并上升到一般的高度，技术方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李四光的断裂力学就是典型。尤其在当前，技术在各方面的负面效应逐步呈现出来，要求科学能提供生态学的观念和知识，以强化技术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显然，没有相对独立的自由研究的科学，技术就难以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科学将自然中各具个性、具有不同初始条件、处于各异的环境之中，以及由种种表现形式的对象抽象提炼为一致的事实和规律；然后技术在特定目的的引导下在各个环节——可行性研究、技术评价、设计、中试、投产，以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对科学原理和科学规律的选择，然后再作用于自然界，以得到能满足“本土”、“地方”及个人的特殊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此意义上可以发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就是要素与系统的关系。系统功能对要素及其属性起到协调、制约与选择的作用；也就是技术对科学所提供的知识进行选择。系统论同时指出，要素随机性、主动性提高，系统的选择余地越大，越具有活力。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科学越是自由，越具有自主性，随机涨落越大，技术选择的余地越大，也越有活力。如果把科学完全纳入技术的控制之下，科学一旦失去自主性和随机性而被引向确定、特定和狭窄的方向，难以提供广泛而多样的知识，技术也就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最终不利于技术自身的发展。
中国哲学的人际关系特征体现在对当代技术发展的导向中就是强调“级别”和影响。显然，级别越高，影响越大。于是，“科技”一方面淡化了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又割断了技术通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路。科学的入世与技术的“出世”，与二者的本意背道而驰。
这里还必须提及，为把科技人员都组织和“凝聚”到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一脉相传的“科技”中来，国家所设置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就知识的创造、传播、共享和应用而言，最后一环已基本上市场化，但源头——科研机构和高校主要仍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包括人员和各种稀缺资源如经费、课题、博士点、基地，以及相关的强化这些资源权重的制度等。知识的上游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计划和垄断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正是看到了知识上游的计划和下游的市场之间的矛盾。“我个人认为‘成果转化’是行不通的，‘成果转化率’也是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由于科研单位的性质，立项之初往往没有经过充分的市场需求调查，研发过程中没有进行经济分析、制定具体的成本指标考核标准，形成‘成果’后也没有相应的市场前景预测。……成果转化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经济两张皮的产物”。同时，广大科技人员在对由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的争夺中也就切切实实地陷入人际关系的倾轧之中，由此也造成对科技人员人格的扭曲。
总之，“科技”使科学丧失独立性和自由探索的精神，不去探究本质、普遍和必然；技术既失去原理的支持，也得不到一致和长远目标的指引。“科技”疏远了技术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使“第一生产力”远离经济主战场。
谈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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