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认识论、知识论与利益视野下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原文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1，110-118 请引用者注明出处。 

1. 知识之树

人类的种内竞争大致可以区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类，前者较为显见，后者主要是坚持异质地方性知识引发的竞争，大致即亨廷顿所言之“文明冲突”。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类种内竞争常有牵连。文明冲突又可分为持地方性知识者彼此间的冲突，以及持地方性知识者与持普适性知识者之间的冲突。

波兰尼（K.Polanyi）提出编码知识与隐性知识，编码知识又可以区分为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嵌入于特定的主体、对象和语境。语境可以区分为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语境既是对于发展的限定，又是发展有待克服和改造的对象。

回顾历史，人类祖先一次或数次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渔猎采集，游牧农耕，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不同文明，体现在不同的工具、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图腾上。在知识论的视角，也就是形成嵌入于特定主体、对象和语境，为特定主体所有而难以为他人共享的地方性知识；工具，则是物化的知识。虽然有通婚和商业往来，但部落间战争不断。传统的未经普适性知识洗礼的地方性知识彼此间难以交流共享，不可通约。这是文明冲突的知识论根源。文明的冲突，自古有之。

进入近代之后，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横空出世，超越民族和文明的藩篱，穿透历史的迷雾。这种新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科学是普适性知识。科学不仅是科学活动的结果，概念和理论，而且是科学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当伏尔泰声称“我们都是牛顿的学生”之时，就是将科学方法、精神和规范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启蒙。自由民主是启蒙的成果，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适性知识，与特定的主体、对象和语境无关，所以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一旦普适性知识传遍世界，福山认为，就是“历史终结”。

如果把远古和古代的知识比作大树的树根，根须（传统的地方性知识）扎在不同的土壤（语境）之中，彼此不能或难以兼容。近代之后，虽然有通商和交流，依然历经战乱，及至两次大战，普适性知识方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接受，意味着知识之树由根须归拢到挺拔的主干。之后虽有冷战，但已接受普适性知识的国家，除了个别事例外，彼此间较少纷争；而对普适性知识持不同见解的国家之间却纷争不断；由此可见，“主干”，也就是普适性知识之重要性。

传统地方性知识一经普适性知识洗礼就转化为“后现代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之树”主干上的枝叶。不同于传统地方性知识，后现代地方性知识因拥有共同的“树干”——普适性知识而彼此兼容，相互重叠交错而成为“树冠”。这是一些人批驳文明冲突的依据：既然兼容，就不该、不会有“冲突”。

问题在于，其一，这些批评者没有看到经普适性知识改造前的传统地方性知识与改造后的后现代地方性知识的区别，没有看到知识之树不可通约之根须，与彼此兼容之枝叶之间的区别，以为今日之地方性知识，均已接受了普适性知识的改造而彼此消弭了冲突。实际上，当今世界还存在大量传统地方性知识，这些传统地方性知识既彼此间冲突，也与普适性知识冲突。

其二，这些批评者以为，这种改造可以在短期内完成且一劳永逸。然而，由于普适性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嵌入于由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组成的语境中，必将扰动和消解传统地方性知识，从而导致权力的再分配，时时处处不可避免发生曲折乃至倒退，本土化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其三，在大部分“政治正确”论者眼中，所见者唯有枝繁叶茂的树冠，已看不见或者无视，甚至抛弃粗壮挺拔的主干，也就是普适性知识。无原则的宽容，实则走向相对主义，甚至回到知识之树的根须。

2. 文明之分野

由“知识之树”的角度来理解，所谓西方文明，就是在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普适性知识，再以其改造传统地方性知识，将文明建立于普适性知识的基础上。其他文明，即因种种原因没有或只是局部（主要是器物，“用”的层面）接受普适性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坚守传统地方性知识。

不仅是传统地方性知识是否经普适性知识改造，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中，隐性知识的影响具有更大作用。波兰尼所言之隐性知识大体上包含以下方面。

其一，与生俱来的隐性知识，包括认知和行为模式[5]在认知行为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其二，个人后天所处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所属的共同体及其环境。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从小接受的普适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对外部世界的好恶，特定的审美，以及由此在后天形成的隐性知识。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隐性知识根深蒂固，个人往往并不真切感受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成为个人生命——主要是心理层面——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这样的隐性知识与情感仅一步之遥，与所谓“后真相”相通，“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7]。情感，在后现代显山露水，成为当下及未来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一。

心理因素，或许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未被世人认识的一面。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争论占据主要地位，到20世纪末，自由民主等普适性知识的争议有所下降。接下来，亨廷顿认为，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亨廷顿的“文明”，不仅在于地方性知识，而且在于为一个共同体所特有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一样，与共同体不可分割，隐性知识尤甚。在此意义上或者可以说，文明，是一个坚守特定的隐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以此为自己生命的共同体。隐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以共同体为载体，使创造了它并生活于其间的芸芸众生感到生命与存在的意义,感到安定和自在。个人因定位并消融于共同体之中而不会产生对于存在的忧虑。同时，隐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凝聚力保证了共同体功能的实现和延续。

江山易移本性难改，个人如此，群体尤甚。文明的共同体所包含的人数，特别是原住民越多，血缘关系越是紧密，历史越是悠久，共同体对共同的起源和受其他文明的欺凌越是强调，为共同体所有的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就越是坚韧，越是排斥普适性知识。个人因此而对共同体有归属感，共同体因此而将个人凝聚起来，并对个人行使权力。地方性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成为情感需要而具有非理性特征，不容置疑。在这样的道路上建构的文明，难以脱离根深蒂固的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以接受普适性知识，启蒙之路曲折而艰难。

其实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一过程同样艰辛。千年中世纪、百年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大大小小，30年或长或短的战争、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终于逐步接受普适性知识，以其来改造与生俱来的隐性知识，其核心是厘清“群己边界”，摆脱情感的羁绊，将情感建立于理性的基础上。虽然如此，尚且经历两次大战；时至今日，仍随时随处可见非理性情感之泛起，譬如，以“政治正确”不顾事实，否定文明冲突；以及近日对世界格局此消彼长所流露的失落感。

西方文明外其他文明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各种传统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纷争，其典型当数今日之中东。就未经普适性知识改造而言，这些“其他文明”实际上大同小异，对此，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即认识到，春秋无义战。

正因为知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导致各国接受自由民主过程的多样性。可以由两个隐喻说明之。其一，旷野上有一扇门，西方人必过门而入；东方人视而不见，在旷野上随意而行。既然是“旷野”，一定要从门里面过吗？其二，由知识之树的隐喻扩展到知识丛林。森林里有挺拔的参天大树，还有更多奇特的植物，还有未必需要树干，攀附于其他植物上的藤蔓，万类霜天竞自由。实际上，对于一些文明来说，无论乐意与否，在当代语境下，已经不可能再发生本来意义上的启蒙。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

普适性知识的传播从深层扰动文明，既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共同的底线，也引发文明的冲突；不仅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在空间上深入到该文明之细微末节，时间上回溯和搅动其久远的岁月。在此意义上，文明的冲突，在根本上是知识的冲突，其核心是普适性知识与传统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争。

在知识论视野，福山看到的是孤立的知识之树，看到的是杂多的根须之上知识之树挺拔的主干，非理性的隐性知识和传统地方性知识最终归于理性和普适性知识；未看到丛林。亨廷顿看到的是知识之林，形形色色坚守隐性知识和传统地方性知识的文明，彼此间，以及与知识之树主干——普适性知识——之文明，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