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1.现实

上述价值观演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一种抽象，是一种看问题的参照系，在实际情况下，只有少数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基本上按部就班经历这样的三个阶段。

令人惊讶的是，刚刚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在当今世界各国现实的价值观中成为了一个另类：即使顺利经历三个阶段的国家，依然可能会由第三阶段退回到第二甚至第一阶段。类似的还有英国脱欧。

分析美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特点：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路主要由西欧国家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直接由第二阶段开始，跑的是“半程马拉松”。按托克维尔的说法，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的敌人。正因为此，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既没有第一阶段血缘共同体价值观的遗产，也没有相应的重负和历史的“纠缠”，在血缘上并不存在一个“美国民族”。

《独立宣言》中如此“宣言”：“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谁坚信这些真理？——美国人。谁是美国人？——坚信这些真理的人民。曾经，民族认同与政治原则就这样的不可分割。”亨廷顿如此界定美国人[i]。

不仅如此，直接由第二阶段开始的美国还回过头来，反哺依然处于与血缘共同体价值观纠缠之中的欧洲，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成为1789年欧洲《人权宣言》的模板。

美国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个人-共同体契约价值观，从而为个人价值观的充分发展和在契约基础上的自组织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当世界各国的移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堪本国血缘价值观对个人价值观的制约——来到美国，自由女神高举火炬欢迎他们。美国，不是血缘共同体，而是“民族的熔炉”。

熔炉是如此有效，美国情不自禁去“熔”整个世界，却一再碰壁。

第三阶段的“主体间”人类价值观，其最为一般意义上的内涵可以说就是“宽容”。一开始是以“契约价值观”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产生“致歉意识”，要求对少数族裔宽容[1]，对移民宽容，对同性恋宽容[2]，对种种细枝末节宽容；继而没有了主次之分，乃至以细枝末节压倒主流，给予落后族裔超国民待遇，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

美国一些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教学内容里，就开始讲类似于王子和王子，而不是和公主永远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美其名曰是为了避免孩子们长大了成为歧视同性恋的人。

一旦各少数族裔不是靠认同主流文化传统而赢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认同不同于主流文化传统的少数身份而更能赢得上升机会，“按闹分配，多闹多得”；甚至出现白人冒充黑人等少数族裔、印裔冒充黑人以求更好教育和事业机会[3]。主流文化传统便失去了在熔炉中的主导作用和凝聚力，主体民众的不满日益膨胀，理论上的“最优”，反而日益成为自己和所属人群的桎梏[ii]。

在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看来，那么多外族人来投奔自己，正表明美国文明的强大道德感召力。这既是基于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信仰，也是对扩展“美国梦”影响力的政治实践的支持。然而，这样做无疑把外部的文明冲突、民族/种族冲突与宗教冲突，未经消化大规模地移入了美国社会内部[iii]。

少数族裔（主要是黑人、西裔）把精力用于索取更大的教育加分待遇，要求降低课程难度（以至于有的美国大学为迁就等学生而取消了数学课程），要求在教学内容中用对历史进程影响甚微的黑人替代千百年来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影响巨大的白人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巨匠。

与此同时，美国政界推进立法，要求硅谷高科技企业招募员工时不再唯才是举、而是按美国人口种族构成招募，甚至主张监狱犯人构成也应当反映美国种族构成比例。类似于当年罗马帝国，这些少数族裔，“除了选票以外什么也没有”（西塞罗）。

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上述种种“政治正确”的反叛，去意识形态化。从一开始的签证事件、退出TPP、首访沙特中东，到七国峰会显现与盟国关系冷漠，等等，这些举措清楚表明，特朗普是在从第三阶段的“主体间人类价值观”倒退，也是从实际上走过头的“政治正确”回归。

随后，世人又目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这是特朗普当选后美国与世界关系中的大事件，涉及人类的命运，全球为之哗然。在本文的视角看来，这同样是价值观的倒退，由第三阶段“天人间人类价值观”倒退。

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的倒退没有止于价值观第二阶段。由来自欧洲的白人后裔组成的“美国民族”隐然成型。“美国民族”并非来自如其他国家那样在历史上由血缘为核心的共同起源，而是迫于少数族裔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种族危机感”。争取就业市场和关税自主，即重商主义，属于典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反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紧缩难民政策，属于政治民族主义[iv]。

特朗普在价值观上的倒退受到坚守人类价值观的人士的反对。虽然“政治正确”未必正确，却并非全然不正确，可以弃之如敝屐。

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学府的校长教授连连发公开信，表示要坚守美国核心价值观。梅丽尔•斯特里普的金球奖演讲也说明了这一点。逾半数美国人不支持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一些州和城市表示不欢迎特朗普总统的举动。马斯克辞去特朗普顾问委员会的职位。苹果、特斯拉、通用等美国企业大佬也纷纷表示不满。即使特朗普的团队也未必一致支持。

特朗普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和重振美国经济，成立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委员会，将美国商界最精英人士拉进了这两个组织，为美国的制造业和美国经济出谋划策，这是特朗普与美国精英的蜜月期俱乐部。最近，特朗普无可奈何宣布，将结束这两个组织，不仅标志特朗普重整美国制造业、重振美国经济的计划受挫，而且标志美国部分精英弃特朗普而去。

美联社的评论是，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给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全世界都会质疑，美国到底是否可信。”纽约时报评论道，美国变成“流氓国家”，世界已经出现一个“反美阵线”。德法意领导人集体回应美国退出决定：《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因为它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描绘了一种赖以存续的手段。”甚至紧跟美国的日本也表示不满。

虽然如此，美国依然在全世界占据文化高地。美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全世界首屈一指，那么多高校位于世界前列，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趋之若鹜。好莱坞的电影边收获票房，边传播其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美国几乎无以伦比的创新氛围，从摘取诺贝尔奖到马斯克，还有阿法狗。作为自由的经济体，美国提供了良好的商业环境，注册的外国公司之多为全球之冠[v]。新上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莉称，“在跟各国驻联合国大使接触时，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都要求美国担当起世界领袖的角色”。她将把人权议题作为安理会日常优先事项考虑，并称“美国是世界的道德良心”。只要美国这个灯塔还在闪耀,就永远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迷失[vi]。

2.在抽象与现实之间

在价值观方面，美国和西欧的教训，看来是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操之过急，走得过远。

在“政治正确”的旗帜下，表面上非主流文化群体获得了与主流相当的“平等地位”，实际上没有经历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磨合、碰撞，深层的隔阂只会在一派莺歌燕舞的华丽表象下积聚。边缘人群固然避免了融和之苦，保留了自己的根，实际上并未从内心接受第二阶段建立于个人基础上的契约价值观。

由此可见，问题看似出在主流与边缘之间，实则是价值观推进的阶段不同。在民族的“熔炉”中，这些少数族裔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坚守本民族的血缘价值观，坚守其中来自起源的林林总总的“特色”。

与此同时，契约价值观也没有准备好，如何与越来越多未接受普适价值的少数族裔及其成员相处。少数族裔希望得到在契约价值观中可以享受的一切，甚至可以要求更多；却不打算履行在契约中，自己对他人和共同体应负的职责和义务。

这种情况在美国就是，在给定的时间空间中，“熔炉”能“熔”其他民族的质与量是有限的。这里可以设想“熔”的若干指标。一侧是“熔炉”，大小，其中原有人群的质与量，“质”，指熔炉持个人价值观的深度，以及契约价值观是否足够强大；另一侧是被“熔”的人群，人数，及其持有的血缘价值观的深度。

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的情况是，不顾熔炉是否足够大，炉温是否足够高，燃料是否足够多；不顾所熔的对象是否经过预热，是否“可熔”，一意孤行，甚至把熔炉强推到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移民“逆差”的国家，特别是西方世界，都是或大或小的熔炉。英国在2004年以来，接收了大约220万东欧人口。德国，仅2015年的几个月内就接受了100多万难民。

于是在现实中，西方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中，既有正面的提升，包括精英的反思和少数族裔的融入，也存在逆向被拖累的过程。其实，欧盟成立、扩容，到欧元区，也并非水到渠成。经济上的差距，违约与公投等主权上的纷争不断，再加上难民和恐袭，让一些原本发达与安全的国家和人民萌生退意，英国脱欧跨出了倒退的第一步。

“整合还是解体”，这是“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时代的欧盟危机”[vii]。由于正面的提升被扭曲、泛化，因而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在价值观上发生的变化不是上升，而是被外来属于第一阶段的价值观混杂和摊平；与此同时，有可能重新激起在本国原已不成为问题的血缘价值观的反弹。有人这样预言法国的走向，不是伊斯兰化，就是法西斯化。

近日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社会矛盾之深。美国，看似打算从头打造血缘价值观，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美国民族”呼之欲出。

目睹特朗普在当选后的所作所为，悉尼市市长克洛弗·摩尔(Clover Moore)感到“心碎”。他感叹，“一旦他们掌握权力，政府在短时间内就能造成这样的破坏”。所谓“破坏”，实际上就是价值观由第三阶段后退，从抽象-理想的状态回到现实。这就是所谓“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而精英、西方世界对特朗普的批判在于，在回到现实之际，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似乎丢掉了理想。不可理想化，但不能没理想。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此处的“理想”实际上有两个含义。其一，把第二阶段的普适价值推向世界；其二，由第二阶段上升到第三阶段，宽容各种“少数”，少数族裔、同性恋、其他宗教信仰，等等。

相应于两种含义的“理想”，也就存在两个需要面对的现实。其一，不顾相应国家的国情硬推，只会适得其反，颜色革命的后果就摆在眼前。其二，那些“少数”实际上并未打算接受和认同普适价值，而那些多数，还要为接纳少数而付出偌大的经济进而社会成本。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价值观上的差异是“软”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语境各异，再加上还有人不讲理，因而之间的尺度分寸难以厘清；而说得清楚的是硬的一面，那就是经济地位，包括收入、福利、安全，等等。这就涉及到第一部分中述及的人的“三大关系”。

价值观提升，需要与三大关系保持协调，在进入价值观第二，尤其是第三阶段之时，需要得到人与自然（物）的关系的支撑，特别是经济上的支撑。强推第二阶段价值观，譬如说颜色革命；勉强维持第三阶段价值观，譬如接受难民，优待少数族裔，都需要付出甚至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经济停滞，安全恶化，这就是英国脱欧的缘由，也是被“摊平”者之所以选择特朗普的理由，要求从高不可攀的人己关系，回到脚踏实地的人与自然（物）的关系。

价值观的第二阶段，普适价值——契约价值观，只有遍及到全人类（至少在相当程度），才可能水到渠成进入价值观的第三阶段。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的这句老话用到此处正合适。以美国无血缘共同体之累的“半程马拉松”之“熔炉”，尚且未能“熔化”自己国家内的少数族裔，又何以熔化全世界？再说，美国，是否愿意与世界分享其财富，向世界提供提升价值观的物质基础？

西方国家沿着自己的道路虽然在一段时期快速发展，在世界各国中脱颖而出，但不具备普适性，少数国家成功仿效，在于结合了自己的国情。如果强行推向世界，颜色革命，人仰马翻；即使在自家的院子里，同样步履维艰，难以前行。

抽象的契约价值观具有普适性[viii]，然而普适价值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接受会经由不同的道路，经历漫长的过程。

[1]2001年，美国通过的印地安人法案定义了当年美国白人与印地安人武装冲突的历史是大屠杀。

[2]不仅是美国，而且是西方世界，如当年图灵自杀事件

[3]类似的，汉族冒充少数民族，以获得高考等优惠。

[i]这不是文明的冲突，是文明的崩溃——他预见了特朗普时代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31/09/35357286_675516462.shtml

[ii]梅新育，逆向歧视搞乱了英美，也在威胁中国国家安全http://wribao.php230.com/category/news/1446023.html

[iii]萧功秦 西方保守主义崛起是对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834.html

[iv]唐昊，白人民族主义能挽救美国吗？http://www.wzms.com/read.asp?wzms=8&newsID=24364

[v]罗天昊,中美战略对决：美国仍在遥远的山巅？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570?full=y

[vi]http://www.sohu.com/a/195818121_498837

[vii]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619/16/7872436_664473834.shtml

[viii]吕乃基，论“特色”与“普适”争论的实质，东北大学学报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