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三、中国的道路

1.现实

西方国家相对清晰地走过了价值观的三个阶段，当今世界更多的国家可能是这三个阶段，主要是前两个阶段的迭加，其典型当数中国莫属。迭加，不是融合，也不是混合，而是“纠缠”。中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中的纠缠最甚者。中国和美国，就价值观的历程而言，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两个极端。

自孔子建构儒家学说，特别是秦一统天下之后，数千年传统社会即沉浸于以家为核心的血缘价值观之中，国，只是家的放大，家国一体。任何群体都有分化与整合两个趋势，西方国家的个人本位体现分化趋势，随后在契约的安排下整合；中国除了民国时期有过短暂不充分的分化外，自古至今几乎始终强调整合，个人的价值从未得到充分发展。

进入19世纪，内忧外患，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海战，国破家亡的危险，致使血缘价值观强化再强化。在发现问题不止于“船坚炮利”之后，也开始了对血缘价值观的反思。

在西方思潮特别是进化论的影响下，一方面是个人价值观萌生，另一方面是“中体西用”的固守。辛亥革命试图构建与个人价值观相匹配的契约价值观。国家成为公器，而非一族一姓的“私货”。在这种政治组织理念下的国家，相对于封建皇朝更具有政治正当性和社会号召力[1]。这一浪潮在五四运动和随后的“科玄之争”中达到顶峰，随后被内乱打断。

对于价值观的递进过程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来自外部的影响莫过于日本的入侵。每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血缘价值观压倒契约价值观之时。打断中国内生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最大罪行。

49年后，中国对内延续并重塑历史上的血缘价值观，对外与持契约价值观的西方世界为敌，“某某亡我之心不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力度，批判契约价值观，经由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铲除个人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一旦被铲除，也就无所谓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契约”可言。批林批孔，传统文化，血缘价值观也在批判之列。剩下的只是无时无处不在，以及貌似无所不能的权力，可以称之为“权力-共同体价值观”。实际上，此时的权力也就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说到底，解放的就是个人价值观，所诉求的主要是政治权利，要求建立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中国改革开放，所有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谓“违法”，就是对前30年“权力共同体”的否定。随即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个人价值观与前30年所构建的权力共同体价值观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

92年后转向市场经济，共同体与个人之间“搁置争议”，貌似在共同“钱进”的道路上，相逢一笑“泯分歧”。然而，问题没那么简单，当下中国实际上再度陷入价值观的冲突甚至对立之中。

人的解放必须包含针对“性本恶”的“底线设计”，以及市场经济的有限规则和重复博弈。由于个人没有与个人，以及共同体达成契约关系，没有制度的准备，到处涌现的是“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2]，追求经济利益，以自我为中心的物欲倾泻而出。

与此同时，诸如“大河”与“小河”之争，家国之争等依旧在不同层面展开。强调权力-共同体价值观的一方还不时唤来传统社会的血缘价值观，强调起源，如龙的传人、黄皮肤黑头发，子不嫌母丑，等等，以这些非契约的关系作为凝聚个人的源泉。在民间，央行成了“央妈”，甚至马云也成了“爸爸”。这些说辞不只是戏言，而是反映了血缘价值观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影响。

任何契约，只存在于在契约所涉及方面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之间。既然中国的绝大多数个体从来没有从民族与国家中独立过，本来意义的契约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中国个人与共同体，以及个人之间契约关系的建构，不得不经历漫长的过程，以及必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在此意义上，中国与第二阶段抽象的“契约共同体价值观”相对应的是“权力-血缘-契约并存的共同体价值观”。其特点是，其一，个人地位弱化，不具备与共同体对等的地位。重要的不是底线之上个人的充分自由与个人之间的自组织，而是个人的价值须凝聚到共同体的目标上来。其二，在处理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上，权力、血缘，最后才是契约，共同发挥作用。

重要的是“权力-血缘-契约”三者的次序。当下中国，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契约大多宽泛，有大的变通空间，如“原则上”，以及有待“正确理解”，而何为“正确”，唯有权力方拥有解释权。柳传志认为，对民企最大的挑战源于中国不断调整的政商关系。他提醒企业家们，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都来不及走完自己这一程的路，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眼下，对前30年，特别是对特定个人与文革的评价等，在某种意义上都与在中国历经千年的价值观之争相关，以及在延续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可以说，价值观的争论成为当今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乃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国家特定的存在方式。

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价值观之争也具有重大影响。他国——通常是美国、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影响中国，然而这种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至关重要。中国，有太多“核心利益”“裸露”在世人面前，都可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牵动中国人的心，影响权力-血缘-契约三者的权重，强化前二者，弱化后者。

中国，经由艰难卓越的历程一路赶超而成为GDP第二的国家，外部压力减小，看似可能为价值观的提升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现实中却并非如此。原先那么弱小，发达国家居高临下俯视中国，中国对其不构成威胁。而今中国强大如斯，世界之大，无不感受到中国一试身手的影响。前有阻击，后有追兵。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形形色色的陷阱无处不在，与此同时还需克服强大的路径锁定。

可以预料，在“权力-血缘-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中，共同体与个人之争，以权力与血缘为一方与契约之争，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左右中国的舆情，影响中国发展的路径。

有趣的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反复拉锯的中国，相对而言却可以轻而易举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主体间”以及“天人间”的人类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中国行将，并正在改变世界，虽然也不是没有争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前文已述及的，中国，在第一阶段的“血缘价值观”期间或之前，已经孕育了人类价值观，这就为当下中国接受人类价值观做了铺垫。

2.在抽象与现实之间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路赶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高铁、量子通信卫星、航母，一直到GDP。这些成果既追认以往道路——政府由上而下干预经济与社会的合法性，又赋予未来继续干预的合法性，也就是坚持“权力-血缘-契约共同体价值观”。“对比1949年前中国陷入的历史低谷，”上述事实“确凿无疑的证明了，自那时起，中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极其成功的”[3]。GDP说明一切，碾压一切。

与此同时，一些后进国家选择沿抽象的价值观之路（如“华盛顿共识”）前行，并未带来实际的成功。作为某种另类，中国的道路值得深思。

总体而言，由中国当下的“权力-血缘-契约共同体价值观”可以概括出中国道路的三大特色：首先，目标整体最优，局部服从整体，为此必须强调党的绝对领导，也就是在价值观中“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不追求理论的纯洁，以实践的结果论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因而也就是执政的正当性。复次，道路灵活变通。在确保权力地位的前提下，“权力-血缘-契约”三者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可调。三大特色简言之就是，权力的必要性，执政的正当性，以及道路的灵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大特色的背后清晰可见“契约共同体”的身影。WTO，意味着与国际接轨，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牢笼，是对权力方的制约；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负面清单，是对社会与资本松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激发社会与资本的活力。中国把自由、民主、法治、公平等普适价值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权力-血缘-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中，契约共同体价值观的权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长。

说到底，改革开放本身就表明，中国融入普遍接受契约共同体价值观的世界潮流之中。这才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所有成果的根本原因，也是执政正当性进而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与此同时，近日的金融会议和监管、取消社团的一系列举措表明，社会与资本依然处于权力的控制之下。

所谓“灵活变通”，换言之，就是“模糊”，在空间上模糊各种要素各个变量之间的界限，在时间上模糊过去、现在与未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模糊，具有明确的倾向性和方向性。

模糊具有倾向性。

模糊理论与现实，认识与实践。必须以中国国情为重，充分考虑到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虽然在实践中或多或少“渗透理论”，譬如人类历史必须经由“现代化”阶段，市场经济阶段不可逾越，等等；但是刻意强调的无疑是实践“优位”。

模糊价值观的三个阶段。历史上的血缘共同体、现代的契约共同体，以及后现代的人类价值观共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模糊”的产物，重要的是，权力统摄所有这些价值观。

模糊，政府、社会组织与个人在空间（广义）上没有清晰的边界，在时间上是因为历史。中国从来没有与传统之间清楚地切割、清算，即使面对半个世纪前的文革。传统被一再呼唤。无论何时，中国人[4]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同时又处于历史之中。

然而，中国又在模糊中前行，这就是模糊所具有的方向性：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最显著的标志无疑是GDP，相关的还有高铁、航母……。虽说不唯GDP，但由于在体制、道路和价值观等方面争议不断，而在GDP这一点可以形成共识。

模糊中的方向在于权力的施为。中国政府拥有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强大的权力，具有动用权力的惯性，以及情不自禁干预的欲望。中国发展的一大动力是各省各地之间的竞争关系，“勇者”可以升官晋爵。

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则模糊，个人与机构的市场经济行为难以有效自组织。虽然GDP位列世界第二，但外部竞争的态势甚至更为严峻，前有阻挡后有追兵。以上两点说明权力由上而下干预的必要性。

模糊的原因是，契约不明，或干脆没有契约。正是这一点导致中西方运行方式的一个根本区别。西方国家的契约价值观清晰明了刚性，因而任何新的举措都会或多或少改变各方之间的契约关系，都要经过彼此间的反复博弈，何况还有反对党的穷追猛打。

中国契约的一大特点是柔性，譬如“原则”，譬如“精神”，各方之间可调的空间大，更重要的是拥有权力的一方拥有对“原则”和“精神”的最终解释权，以及没有反对党的掣肘。这就使得权力方具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强大行动力，事前无须多加解释，事后虽众说纷纭，却木已成舟。典型如央视大楼，无论怎么看，就“矗立”在眼前。这就是既成事实。假以时日，最终人们接受了“它”。不仅如此，GDP、天眼、高铁、量子通信卫星、C919，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成为继续前行的台阶，进而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事前与事后，知与行，区分中西。

最终，灵活的道路不仅是“手段”，道路本身就具有价值，那就是复杂系统的自适应过程。

然而，三大特色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市场不透明、无序、甚至混乱，付出了相应的成本或代价。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被迫跟从频繁的“政策调控”而广泛短期化[5]，更严重的问题是投机和人性的堕落。在国际关系上，其他国家难以厘清中国的行为方式。权力的干预则使得本已模糊的规则变得愈加模糊，还夹杂着权力寻租和违规。

三大特色的背后还存在诸多悖论与人性相关的三大悖论[6]：权力悖论，认知悖论，以及道德悖论。

首当其冲的权力悖论，由此派生认知悖论与道德悖论。在深化改革中，权力必须得到进一步改造，“关进牢笼”，以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牢笼，是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是契约，是社会的监督。权力的改造是中国未来的重中之重。如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旨在说明权力的正当性，经济与社会自身的发展便可能被扭曲，以服从政治的需要。

契约价值观关系到“我在哪里”。在空间上，中国人，可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可以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却难以堂堂正正做人；在时间上，中国人可以是“巨婴”，可以是“老人”，却罕见一个现代意义的成年人。不仅如此，他还将受到来自巨婴和老年人两方面的攻击。

由此可见，强化契约价值观，厘清各方之间的关系，是深入改革开放的核心。

此外，如果说美国需要整合白人与少数族裔，整合三个阶段的价值观；中国也有待整合。其一，整合国内在相当程度上对立的舆情，整合各民族及其宗教；其二，整合香港，看似弹丸之地，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下，20年过去了，何以至今依然难以收服人心，值得深思；其三，还有眼下僵持不下，甚至渐行渐远的台湾。

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将沿着过去40年的道路前行，坚持三大特色，同时在权力的框架及可控范围之内，调整权力与契约的关系，以给予并激发社会与个人，市场与资本更大空间与活力。

[1]姚选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向何处去——一种政治哲学层面追问，http://www.cqvip.com/QK/83655X/201701/671263121.html

[2]许纪霖https://wenku.baidu.com/view/a0def9ed4afe04a1b071de96.html

[3] GDP无用论：清朝的GDP是世界第一吗？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24488-1.shtml

[4]基辛格：论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及局限性http://www.lishicui.com/gushi/155.html

[5]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5685?tcode=smartrecommend&ulu-rcmd=1_02ra_art_6_1b060257714146f48bb436d66bbf71f9

[6]https://mp.weixin.qq.com/s/jYTSvipQtJKpKqEkUWB9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