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普遍怀疑”在休谟、洛克等各路高人的加持下，力量越来越大。“普遍怀疑”就是怀疑一切，这把所有的观点都拉到同一个位置，这也意味着任何的想法都平等起来。

  “任何想法都平等起来”，这句话表面上很平淡，杀伤力却很足。种族主义、人种歧视、地域歧视、各种宗教观点、非宗教观点等等都可摆到桌面上讨论。对于长期信神的人，突然告诉他神可能不存在，那么人生意义自然塌陷。
   当用“普遍怀疑”打破任何的权威，进入无权威的世界。第一件事情则是瞄准宗教。“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尼采先生狂吼着“上帝已死”。他的内心理念则是——怀疑一切，上帝也被怀疑。可单说怀疑一切，大家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接受。那么他就只能慢慢来，采取了标准做法。
  专家讨论问题往往不是先介绍某个结论，而是先从某个公认的道理说起。或者至少从让人感觉到对的理论开始说起。尼采搞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列举几个。

• 每个人都想把世界变好，但这不是出于博爱之心，而是一种行为本能；

• 悲剧、喜剧，这些都是庞大生存意志的注脚而已；

• 活着就是存在，没有生命意志的提升，没有实际行动的激情创造，个体的存在毫无意义。

   这些观点虽然不那么高尚，但听着还是很不错，而且也容易从进化论、生物学的发展中得到支持。当尼采打倒一切时，借着一些新观点，他也搞了点建设。当然，这属于非常基础的建设。他提出强力意志，借用了物理中的词汇——力量。人们不会否认“大力出奇迹”——“某个理论”成功不在于是否正确，而在于是否能够压制其他“理论”。直接一点说，就是谁的嗓门大，谁就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从“力”开始，尼采适时推出强力意志。

   尼采要在当时的社会中宣传自己，宣传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不可避免要推出“强力意志”。在“大力出奇迹”下，尼采要用强力意志来对抗一切。而《战争论》作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有同样的想法——用绝对的力量摧毁别人的意志。

   强力意志属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说起来，这与孔子的做法很类似，就是一套生活观念。

   在社会领域，尼采找到了靶子，为新思想发展提供了机会。也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准备了机会。

   从怀疑开始，不断解构一切。显然，解构总是先找个大个子来解构。比如尼采就瞄准了道德、宗教，把道德批判为枷锁，把上帝送上绞刑架。到了后来，人们顺着尼采的脚步进一步解构，更多瞄准生活的方方面面。

   解构到最后，只会社会越来越分散。当年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比如，西方社会中的LGBT群体（一般指性少数群体。性少数群体是指在性倾向、性别认同、性身份或性行为等方面上与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同的群体，也就是媒体中常说的LGBT+群体）经常搞游行，要求各种权利。

   那么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LGBT群体假如觉得社会对他们不公平，是不是可以自己搞一个城镇，创建独立的社区？为什么偏偏要与歧视他们的人生活在一起？反正我是搞不明白。

   西方社会中，经常有游行，游行人员会主张某种权利。西方社会相对自由，一个人假如觉得不爽，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移民到其他国家，甚至什么事情也不做。一群人觉得不舒服，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搞一个单独社区。

   西方社会的解构带来散乱，而权力意志带来了不平衡。西方社会很多人喜欢通过游行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老老实实做工作的人，天天忙得底朝天，很难有过多的精力来表达自己。这导致越老实工作越不受重视。最直接表现就是税收。西欧发达国家普遍税收很高，而且政府还欠下大量债务。工作越辛苦，被收税越多。

   对于欧洲，很多人讲税收的好处。我只能理解为“掠夺蜜蜂的果实，同时又给小蜜蜂扣了一个好听的帽子”。我始终认为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则是:把鹅毛拔下来,鹅又不叫唤,或者少叫唤。

   对于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天天忙得底朝天，缺少精力表达自己。对于少数的富豪，则人数太少，也成不了气候。只有那些比较清闲的人，可以组队游行来表达自己。

   当社会越来越散的时候，社会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次新冠疫情，西方国家的分散社会组织产生了恶果。面对不那么厉害的病毒大军，各有各的想法。当他们讨论自由的时候，却忽略了“不想得病”的自由。美国某州要修一条高铁，因为扯皮无法实施。却忽略了另外一个自由——人们有快速通行的自由。

   科技创新能提供额外的自由，可被各种限制，人们并没有全部得到。

   根据社会发展、经济和技术实力，人们应该得到某种自由，可没有得到这种自由，这实际上也是不自由。为什么得不到？这就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说来说去，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西方社会本身的衰落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