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科学与文学，估计大部分人的观点是：科学与文学分属不同的领域，科学家与文学家更是各行其道互不交叉；科学与科学家在普通人心中近似于“神话”，普遍被认为是一心只读“圣贤”（专业领域）书，两耳不闻“世上”（非科学领域）事，近似不食人间烟火之“圣人”；由于科学家给人总的印象都是成天坐在实验室，摆弄机器，计算数据，生活单调，性格孤僻等等，于是在被神话的同时，亦未能幸免于被“妖魔化”，女博士是“第三类人”或者“灭绝师太”等言论更是甚嚣尘上，对于从事科研者，坊间亦有言曰“呆硕傻博”等等。如此的看法未免太过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现代科学与文学，更确切地讲是科学工作者与大众或者是大众文化之间的隔膜；由于缺乏文化底蕴，未免让世人诟病。

其实在科学与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它们一直是相辅相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翻阅那些过往的文学大家和科学家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科学与文学（涵盖哲学和艺术）被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且被有效地整合并彼此促进。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是一系列哲学家的鼻祖，他的爱好却是自然科学；正是因为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使得苏格拉底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将集中于对物质环境与自然现象的理论探究转入了对人生事务、道德问题及人伦问题研究的哲学家。而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是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被称为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爱好却是音乐和绘画。那因为《蒙娜丽莎的微笑》而被世人所熟知的达·芬奇，不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事情著名的美术家，更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誉为是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总代表和最高体现者；他将艺术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把解剖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人体，深入到内部器官构造。为了艺术的完美统一，达·芬奇研究过光学、力学、植物学以及地质学、数学。他的绘画风格不但影响了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许多艺术家，在科学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和方向更是启发了同时代的哥白尼和后代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被称为物理学革命的旗手；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在那些艰难和苦闷的日子里，正是音乐为他驱散了忧郁和喧嚣，驱走了混乱和邪恶；另外他喜欢阅读哲学著作，并从哲学中吸收思想营养，他相信世界的统一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他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时空观的认知，带来了整个物理学的革命，由此爱因斯坦一直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不但是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也是知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更是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著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的我国著名数学大师苏步青，还是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他不仅读诗，更有作诗兴趣，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曾出版《苏步青业余诗词钞》。茅以升，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不但著有《桥梁应力》、《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古桥与新桥》等专业著作，还著有《茅以升文存》《茅以升科普著作选》等，他的散文《中国石拱桥》更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

最近偶然看到关于我国著名地磁学家陈宗器先生的书，读到先生写给其爱妻的书信部分，突然就他那流畅的文笔及字里行间饱含的深情打动了，在那些真情流露的文字里，脑海里显现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用一颗真挚的心在向爱妻，更向世人诉说着科研工作的苦与乐——读陈先生文字的感觉就如读他那个时代如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散文，真情实感，娓娓道来，一个科学家有着如此细腻的文笔，让人不免心生敬意与感叹。老一辈科学家们那充满诗意的热情、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我们现代人所羡慕而又无法企及的。

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代人更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对。可事实上却是学历的增高与文化知识的积累并不成正比，许多本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对于很多人而言却是“知识”。当被人戏称“有知识没文化”之时，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筑起了一道墙，把文学给拒之于门外了。那么究竟是从何时起，科学与文学成了两条平行线？究竟是为什么，科学界成了被缪斯遗忘的角落？

而这种种疑问，从出生于七十年代末的这代人的教育经历中也许可寻出蛛丝马迹的答案。上大学以前，在学校里所接触的文学教育，除了《语文》这一必考科目外，就是《历史》和《政治》了，而这些教育或者说学习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考大学。虽说“棍棒之下出孝子”，但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却是很难出得了文学家。在进入大学之后，大部分理工科大学基本上不开设文学方面的课程，就算语文在大学中也早已沦落成了公共选修课。我们这代人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从小到大基本上在学校中从未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更谈不上文学熏陶了。对文学的认知，也就仅限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虽说兴趣与爱好是最好的导师，但通过自发阅读所得毕竟有限，尤其是在信息和书籍都比较贫乏的小学和中学时期。大学时期条件稍微改善，但理工科大学的图书馆里文学类书籍少之又少（自己学校是如此，对于其他的学校不甚了解，凭主观臆断估计差异不大），而学校周围可供租来看的书，除了武侠就是言情（此类书籍不知是否应该归诸于文学的范畴）。

在人生初期，尤其是从小学至大学这一人生阶段的阅读，会对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或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大部分同时代的人相比，自己也许算是在阅读方面涉猎较广的人。小学时看了大量评书和半文言的演义类书籍（家里仅有此类书），初中时读遍了琼瑶言情小说，高中时则有幸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大学时入乡随俗看武侠，当然也接触了部分探讨人生和人性的文字，如日本川端康成、渡边淳一的所有著作、米兰·昆德拉的部分作品，对哲学类的书籍仅仅是触了触其皮毛，稍微接触了一下尼采的作品。一直以来在内心总是很羡慕那些博览群书的人，更羡慕那些对绘画、音乐等均有所涉猎的人；不只是羡慕他们丰富的知识，更羡慕他们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体验。因为自己虽然所读并不多，但当去回望走过的路时，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文学自起产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很多悲悯主义和人文的关怀。文学不但可以为人的精神家园创造出诗意的生活，也可激发人类对待生命本身及自然的关注与热爱。

俞敏洪在北大2008年开学典礼上有这么一句话：“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北大的学生又应该是怎样的呢？蔡元培先生曾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作为北大校训，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与沉淀，使北大形成了崇尚思想自由、崇尚个性张扬的文化氛围。假如北大的学生人人都只埋头于自己的专业，想来北大将不再能被称其为北大了。事实上，科学与文学一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专业可以训练人的逻辑性思维，是理性的，那么文学则可以训练人的发散性思维，是感性的，它能开拓思路，激发思想的火花，进一步促进科学的发展。初到京时，曾佯装北大人，在未名湖畔漫步，那红楼、那博雅塔、那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斯诺墓、那关于海子的传说……无不弥漫着文化的气息，深深吸口气仿佛都能感受到自由的氛围。想来北大之所以有着如此的魅力，与其学生对文学的关注和对北大文化的传承是不无关系的。另外，自由的学术氛围更促进了各学科的交叉与发展。

以前大家在一起闲聊说起近现代的名人和著名科学家时，发现民国时期在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哲学伦理、教育和自然科学方面均出了很多大家，文学如矛盾、徐志摩、沈从文、郁达夫、钱钟书、林语堂等，戏剧如曹禺、田汉等，音乐如聂耳、冼星海等，绘画如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等，哲学伦理如张东荪、冯友兰等，教育如蔡元培等，自然科学部分见上面段落，给人感觉犹如雨后春笋齐发。如此的状况可能源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为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带来了海外新鲜空气，改变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内忧外患，促使懵懂中的国人不断地反思，不断地与西方文化融合，一种自由理念开始由知识分子向广大民众传播，正是这种自由理念，把中国从僵化的八股文化中解放出来，自由学风开始在中国大地萌芽成长。同时国民党虽“独尊三民”又“兼容百家”，坚持予新闻、出版、思想、学术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因而于民国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才会呈现一派真正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的局面，并获得了足以标傲历史的巨大成就。由此可见自由的学风造就了民国文化的奇迹。

再回到当前的问题，不难发现应试教育使得科学与文学之间产生隔膜，这隔膜使得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局限于专业领域内变得有些僵化，从而缺乏自由的思想和氛围。如此循环往复，科学与文学将背道而驰，越行越远，隔膜将越筑越厚，最终将很难打破。就目前而言，要改善现在的状况难也不难。难，是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回头去恶补文学的知识，而这种恶补究竟会有多大的效果更是未知；细品味之下，又不难，因为只要每个人对周围的一切多些人性的关怀，对待生活、对待科学多些热情，为自己多留下些令生命感动的日子，一切即可迎刃而解。毕竟一种文化或氛围的形成，是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