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您认为回顾改革开放系列活动，对我们科技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石定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举国上下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改革开放的4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40年，也是我们从一个过去的一个时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时代，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向这样一个新的方向在发展。有很多值得回顾的地方。

　　科技工作在改革开放40年当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说也很幸运。从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就参与科技工作，后来也参与了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约请科技部（国家科委）历任老领导回顾这一段历程，把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认真地梳理一下，总结出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我们只有认真的研究回顾过往的经验，总结出一些经验，既是书写中国科技奋斗史，也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在继承的基础上更好的创新发展。这是由创新过程决定了的。只有不断地持续创新，不断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地迎接挑战。

访谈人：请您谈谈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科技工作的情况。

　　石定寰：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这个科技大会应该说是科技界一个“拨乱反正”的会，更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客观地说，建国以后的17年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的1956年制定的12年规划所提出了我们国家中长期的奋斗目标就是向科学技术进军。之后中央又提出了我们的四个现代化。70年代，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报告里，又提出了我们向这个四个现代化进军。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以及科学技术，就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家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导向和条件。应该说，在建国以后，我们科技工作在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国防科研上，取得“两弹一星”的重大成果，壮了国威，壮了军威，取得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国际上应有的一个受到尊重地位，也奠定了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石。所以说，是科学技术为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奋发图强，为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同时，在我们的工业领域，民用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可以说，科学技术支撑了我们建国初期的几个五年计划，使工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

　　在那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了我们国家还仍然要向四个现代化迈进、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迈进，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特别讲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小平同志还明确表示，自己愿意为科学技术工作当好后勤部长。小平同志的讲话极大地鼓舞我们的斗志，极大地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1978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给我们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我记得所以当时郭沫若就曾经有首诗歌颂了“科学的春天”。我们所有从事科技工作的同志们都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以积极和顽强的精神风貌投身到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我们都强烈地感觉到，在经过十年“文革”以后，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小平同志讲话，焕发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强劲动力，其现实意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极其深远。

　　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和科技事业发展由此开始全面复苏，并迅速突飞猛进。也就是在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国重建了国家科委。

访谈人：国家科委重建初期，当时的情况如何？

　　石定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后，重新恢复了国家科委的建制。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推动、组织全国科技工作，制定规划、制定政策，组织实施国家部分重大科研项目以及科技人才培养方面，国家科委承担了很重要的任务。我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调到国家科委工作。

　　随着当时国家科委在1978年科技大会以后正式恢复组建，需要从各方面抽调人员来充实政府机构。当时国家科委组织了能源政策研究工作，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部门最早开始进行的政策研究工作。因为当时能源问题对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我们整个能源状况仍然十分薄弱，不管是能源的总量也好，我们的技术水平也好，与先进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很难满足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国家对能源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视。国家科委就着手组织了我们国家的能源政策、能源战略研究工作。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也参与了国家科委当时组织的能源政策研究工作，也正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调到国家科委的二局，参与到能源政策研究工作当中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制定，参与了跨行业、跨领域的政策研究工作，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时中国国内能源的现状以及我们未来发展的需求。1980年，中国的能源产量一年只有6亿吨标准煤，全国人均还不到1吨标准煤，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然而我们当时已经提出来，到2000年，要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那么如何通过能源发展来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讲过，“能源是经济的基础，没有能源就没有一切”。

　　因为当时我们对国家的资源状况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对我们的油气资源情况并不掌握。所以当时在我们的能源政策制定，实际上围绕着国家未来农业发展来展开的。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政策组织了有关煤炭行业、油气行业、电力行业，特别是包括水电行业、人员管理、能源消费部门、能源使用部门等各个方面的专家，从能源的生产、消费、系统上做了一些系统的研究。也包括和能源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城市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当时我们广大农村地区没有参与商品能源的消费。商品能源指的是像煤、油、电等，主要消费在城市，在我们的产业、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广大农村地区还处在无电状态，当时跟现在比，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此外，我们进行电力建设所需要的很多装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我们国家当时还没有制造大型发电设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制定一个全面的能源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当时也是组织了跨部门、跨行业的人员，为国家提出了一个能源政策的纲要。

　　我们曾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能源问题的13条重大建议。在这个建议里边的很多措施、很多建议后来都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实施。比如说我们在建议里提出“中国的农业发展要以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要优先放在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因为国家当时能源利用的水平和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要高度重视我们这些能源、资源丰富的省份，把煤炭作为我们重要的基石，同时要大力开发石油和天然气，做好这方面资源勘探工作。比如说还提出“要加强农村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当时我们国家的人口有10多亿，其中有8亿多人在农村。如果农村用不上能源，那农村的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要加大农村能源的建设。而在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国家常规能源以外，还要充分利用新能源。所谓新能源就是当时国际上刚刚在开始兴起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因此，新能源也逐渐纳入到我们的能源体系中。这些都是在当时的能源建议里提出来的。当时还提出，要把我们国家一些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比如山西省，要建成中国的“鲁尔”。我们都知道，“鲁尔”是德国主要工业区。我们要把山西省也建成中国的能源重化工省份，加大它对全国能源的供应，同时要加强对能源系统工程的研究工作和组织实施工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当时发达国家先进的一些能源模型的制定手段、方法、工具引进到中国来，开始组织我们能源政策的研究，包括能源的统计工作、能源模型的建立等等，用这样一些手段来支撑我们决策的制定。当时我们还组织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建立了能源系统工程的研究所，来促进这方面人员的培养。这都是当时国家科委在改革开放初期，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从决策的角度，开始重视软科学的研究，把政策研究工作纳入到国家科技工作这个重要方面。

　　可以说，能源政策的制定，应该说是国家科委最早组织我们科技界，和能源经济界、产业界共同来参与制定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正因为如此，后来我们制定“七五规划”，到2000年的“中长期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中长期规划的政策研究小组，由科委、计委、经委联合组织的中国十几个技术政策的研究。这个研究制定完成后，由国务院批准，形成了我们指导“七五计划”乃至“八五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政策。我们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根据我们的发展目标，确定我们的技术沿着哪些路线来走、要重点解决什么问题、淘汰哪些落后的技术、如何正确地组织我们的技术路线，来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产业建设、产业发展，能够走得更快一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访谈人：您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在哪里？

　　石定寰：在发展当中也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由于过去中国的科技体制基本沿用前苏联那套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往往严重脱离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很多部门建立了国家的研究机构，我们当时有各种研究院，我们的电力科学研究院、煤炭科技研究院，很多产业部都有研究院，但这些研究院它的研究工作往往和我们最后的成果转化还有很大的距离。

　　当时我们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处于“三品”中。什么三品呢？就是样品、展品、礼品。当时我们很多科研成果大多数都处在一个样品阶段，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产品。当时很多样品就成为了展览会上的展品。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品，但也展示了我们的科技成果。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好的样品，我们就作为礼品送给国外的一些领导人。这个“三品”之说在当时是很形象的。更形象地描述就是认为“科技经济两张皮”。如何解决好“两张皮”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当时科技界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是在1983年初，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制定了“依靠、面向”的方针，第一次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指出我们的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讲话后不久，又再一次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如何发挥第一生产力？科技工作，无论是重大计划还是重大项目的制定，科研工作最后的成果必须要面向经济建设，遵照“依靠、面向”的方针来加快科技、经济的结合。后来正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国家科委1983年组织了“七五规划”的制定，2000年科技部组织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这是继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后，又一次大规模地组织制定科学技术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访谈人：请您谈谈您参与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编制过程中的相关情况。

　　石定寰：我当时也很有幸，参加了这个规划工作。我们当时是由国家科技部、计委、经委三个委联合组成了工作班子来领导相关工作，在国务院统筹领导下来做这项工作。当时我记得我们组织了几百位科技界的专家，住在京丰宾馆，集中办公一年多。我当时参加了能源组的工作。

　　前面我讲到了，制定“中长期规划”，第一次把制定技术路线、制定技术政策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我们的科技规划基本上是一个项目的规划，就是确定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但这次规划，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首先要制定我们技术发展的路线以及技术发展的政策。所以就围绕着我们这十几个重要产业的技术政策的制定，三个部委联合成立工作小组，在政策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我们的规划。

　　其中产业政策当时就规定了有十几个，包括能源领域的政策、交通领域的政策，还有通讯、机械工业、轻工纺织、化工、建筑材料等等，大概十几个领域。当时我记得先有12个，之后又加了2个，一共14个。

　　因为有了我们一个前期能源的政，而能源政策是起步最早的，从1979年、1980年就开始启动能源政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能源政策的纲要。能源政策的研究，实际上为我们中长期规划中十几个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案例。所以，中长期规划中这十几个政策的制定，我们也是借鉴了能源政策制定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包括一些思路的借鉴，组织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形成了一个跨行业、跨部门、多学科的制定过程。同时也把科技界和经济界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有科技专家，也有产业的专家，来共同研究这个产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现在我们与国际的差距是什么、如何来缩短这个差距、如何更好地采用更合理的技术路线来实现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综合这些政策，深度考量新时期发展趋势，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但又具有引领作用的政策导向，提出了关乎国运的一些重大项目，制订了确保这些重要政策贯彻实施的方案。这样就把科技规划、把科技规划的项目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和科技发展的政策保障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我想，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个决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