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振宁教授演讲有感

最近再观看杨振宁先生2001年在清华大学一个露天的广场演说的视频，少说有两千人在听，题目是《美与物理学》，有文本可以参考。杨先生近八十岁，精神奕奕。我最早听杨先生讲演是1964年，讲《现代高能物理》，受中文大学邀请，在刚刚落成不久的香港大会堂演讲，当时我中学毕业，还没有进中文大学。最近也看了人民网走访了95岁的他（2017）。当年他在中文大学住在十二苑，我住二楼，他住六楼，他每年在香港的时间不长，都没有机会跟他聊。聊得比较多的倒是在地铁上碰到他的一次，还有他到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来帮我们写信给中科院讲合作的事。他就像他佩服的一位物理学家一样，话不多，句句中的。

文理渊博、科研寻路

这次杨先生讲的是物理学进化的历史与美学的关系。杨先生谈物理，谈物理与美学的关系，物理与文学的关系，涉猎音乐，文学，诗词，绘画，充分表示他学问的寛深。所有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有广泛文艺方面的兴趣，不是专攻一个尖端领域。其中谈到海森伯说爬山一段，最有感触。科研中，只知道向一个方向进发，有时会在雾中迷路，不知道自己能否到达目的地。当找到一块石头做个路标，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当我开始寻找明代与美洲的关系时，也有同样的感受。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才知道这是石头，是路标，能解决中西交通史的悬案。

历史、证据

杨先生很清楚讲述西方物理学的渊源，把历史讲的很清楚。其实学科学的人，都需要知道历史。什么是前人做过的，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发展，还有什么没有做、值得做。生物学的发展也一样，从孟德尔，染色体，核酸，基因，DNA，RNA，线粒体遗传等等，一步步走过来的。李森科曾经认为环境决定一切，也有人认为基因是不会变异的，不知道线粒体也有遗传因子，环境与基因没有互动等等不成熟的观念。科学是允许有不成熟的观念的，在探索中前进，没有一步登天。

历史与自卑

杨先生很注重历史，不止科学史，也重视近代史。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学历史，有几个原因。

有人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姑勿论是谁说的，这句话一直被重复，造成不良的影响。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中国是弱国，遭受欺负，无力还手，是气愤的发泄。给人的印象是悲观、无可奈何。

接着一句话是“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谁说的也有争议，与第一句是同样道理，言下之意是战败的没有发言权。在胜利者言，是“我可以任意蹂躏你”；对战败者，是悲观的宿命论。中国在过去两百年被打得落花流水，完全泄气，有时战胜了，还糊里糊涂赔款割地。的确，历史上都是成王败寇的例子。但是，那些“王”违反了自然规则，胜利是暂时的，最后的下场也是注定的，可期的，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

第三句话是“韬光养晦”。中国过去挨打是因为有一阵子太强盛了，太富裕了，树大招风，招人嫉妒。他们没有，我们有，他们就来打、来抢。有了这些想法，就有人说永远不要当第一，不要领先世界，冒尖就会挨打。

这三句话，造成了华人极其萎靡颓丧的心态，明明晓得对方是歪理，忍气吞声，不敢据理力争。造成一种印象是中国人好欺负。外国有些名校不喜欢录取中国学生，因为除了考试好，品格也是重要的录取标准。中国学生给人的印象是懦弱的，没有主见，或者不敢表示意见的。“中国人不能当领导，中国人连对自己有理有利的事，都没有胆量出头”，这是给企业的形象。创业者要的是敢想敢干的员工，有独立思想，肯冒险。企业对听话执行任务的，即使有能力，肯苦干，不敢创新，不敢力争的，只当是下级员工，不会提拔。大部分学生的态度造成整个华人的印象，因此学界，业界把华人一杆子打，不管个别的表现如何，大部分华人的“韬光养晦”态度，使所有华人蒙受其害，华人在美国鲜有当大企业的领导。

在新闻报道的电视里，经常看到实验室都是用华人、华裔做背景，但是作为访谈对象的，华人少之又少。有人说，华人的英语发音不标准，很难懂。带浓浓法语，德语，印度语，甚至日本语口音的被访者，大有人在。老实说，印度口音与日本口音的英语更刺耳，能讲流利英语的华人绝对不少，用发音来拒绝华人是讲不通的。

也有人说，中国学生的态度不够大方，扭扭捏捏，说话应对，给人感觉没有自信。这是从内心出发的，这就回到“永远不要当第一”的心态了。心里自卑，表现畏畏缩缩的，不能登大雅之堂。

另一方面，有些中国学生对华裔的教授有另一种面孔，觉得华人理所当然应该帮助华人，要求严格一点，就认为教授欺负，不给情面，对华裔教授，比对同辈学生还凶。所以美国的华裔教授对中国学生也有戒心。对华裔教授的另一种面孔，也是自卑的一种表现。

没有的“永远”和只有的“永远”

“永远”什么，“永不“什么，都是不科学的，没有“永远不能当第一”，“永远要韬光养晦”的事情。这种自我矮化，自贬，自卑的心理，不是输在起跑线上，是因为怕输，根本不起跑。

有两个“永远”是可以讲的。

还没有打球就认输的，“永远”不会赢，这是一个典型例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自己一定输，就不会去锻炼，不锻炼，不输才怪。

另一个“永远”的例子是“永不言败”，知道自己是对的话，勇往直前，跌倒爬起来，遍体鱗伤，继续前进，直到胜利。这是另一个可以讲的“永远”。

学贯中西，明辨是非

自信出自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也出自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文明的认知，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知道自己的能力。不懂得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认识国家，民族，文化与自己的关系，很难培养自信。

今天的大学生，甚至老师，看不懂正体字（繁体字），看不懂文言文，无法理解宋明的原版书，更不好谈远一点的汉唐了。光看西方翻译的科技书籍，不了解古代中国的科技，就说中国没有科技，老是重复“西学东渐”，就是输在起跑线上。没有好老师，很难有好学生。教育曾经断层，要补课是很艰苦的，但是，必须得做。

外语需要读，而且要精读，不能笼统，不是全盘接受，读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漏掉什么。读西方科技的书，觉得头头是道，永远是对的，不审问数据是否真确，推理是否得当，就是输在起跑线上。有人看到中国文献与外国文献有矛盾，首先想到是中国文献错，这种思维不科学。

丢掉帽子，破除迷信

我在美国生活了近50年，比在香港还长。一直在科研界做事，接触不少美国的教授，科学研究者，他们并不比中国人超越到哪里。最大的不同是你有说服力的数据解释，他们愿意听，而不是看你的背景，不是首先看你有没有“帽子”，不是看你的学说是否与他同道，不会叫你“民科”。

记得20世纪，有人说过，爱迪生已经发明了所有的东西，不要再妙想天开去做发明家了。现在想起来，滑稽得很。迷信外国什么都比中国先进，输在心态。据说有位科研人员写了份创新的研究申请书，给批回来：“外国还没有做，你做这个干嘛？”没有比这种态度更打击创新了。其实西方强大地方，正是不因循，讲客观，总的来说，思维更科学。

宗教-科学不参合

在美国，即使有宗教背景的科学界人士，从来没有人用宗教来辩论科学的事。宗教是心灵的事，是主观的，没有需要证明什么。新教有九个不同的教派，加上天主教，起码是十种不同的宗教派别，每种对同一本书有自己的演绎，没有人能说谁对谁错，还不算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中国的儒，佛，道，基本上不是宗教，是人生哲学，不算在内。西方人在公众场合不谈宗教，因为没有一个标准。但是科学的标准只有一个：符合人类观察，推理，总结的理论，大家都能同意。假如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果，就不是科学了。

宗教理论，是唯心的（没有贬义），感性的，主观的，各说各法；科学是唯物的，理性的，客观的，普天下同。所以，引入宗教讨论科学是枉然的。认为“心灵发现”新大陆地理的，不需要探险，不需要测量，可以绘制准确地图的说法，是完全背离科学的。有人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正确的北极圈地图可以抄自错误的墨卡托北极圈地图，自动更正。看到一幅小孩画的蒙娜丽莎，会觉得是达文西抄小孩的绘画吗？

哪一幅是原作？哪一幅是抄袭?

1595年墨卡托的北极圈俯览地图（左），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右）

哪一幅是原作？ 哪一幅是抄袭？

详细请看科学网—墨卡托北极圈地图的秘密- 谁是地图学、地理学之父？

以前不知道《坤舆万国全图》的内容，光看轮廓，不得要领。现在地图清晰地标示地名，地理，都是确实的证据。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历史，所以跟有学识的人讲地图学，美洲地图，美洲历史，五分钟就懂。《坤舆万国全图》不是西方人绘的，因为根据他们自己写的航海史，不能绘制这地图，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西方对明代中国测绘美洲的看法）。推理的结果是：全部中文标注的地图只能是明代中国人测绘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文献，也是文物，就是铁打的证据，原图成于郑和时代，利玛窦只加上几个地名。西方没有证据，没有文献， 也无法推理，无法证明世界地图是他们测绘结果。该信权威，还是信数据？

有些人不同意，认为教科书，老师不是这样教，说中国测绘世界是离经叛道，没有“证据”、“文献”，只有推理不算。这是两种对待科学的态度。

教育氛围，中西之别

杨先生说过，他觉得获得诺贝尔奖最有意义的是让中国学生知道中国的教育并不比欧美差，激励中国人的自信。除了屠呦呦全部受中国教育，其他诺贝尔奖得奖人都是在外国受教育的。中外之别，不在能力，在氛围。

为什么西方的科技人才辈出？

一、他们不轻易盲目接受别人的学说；

二、经过反复钻研，认为自己有理的话，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也鼓励对方有理的挑战；

三、持不同意见的能够接受比自己更正确的学说，服膺真理，不以拉帮结派来打击不同的意见。

反过来说，为什么有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

一、盲目接受西方的学说，只相信权威，有怀疑，宁可怀疑自己，这不是谦虚，是伪善；

二、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要等人家来肯定，有理有利也不敢据理力争，特别不敢与权威争；

三、为了私人、小集体利益，打击异己，不看推理与数据分析，只看出身，是否与自己合拍。

（参看：犯错 知错 认错 改错 - 科学人的责任）

展望

中国要成为世界一流国家，要培养创新人才，要学习西方的优点，改正缺点。既要学习科研的结果，更要学习科研的态度和方法。

杨先生刚刚出版了《晨曦集》（2018），比《曙光集》（2007）进了一步，杨先生笑称希望100岁时出版《天大亮集》，引起全场大笑。我希望他如愿，也希望看到科学界“天大亮”。

李兆良

2018.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