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电话簿的演变中看到了什么

武夷山

上世纪80年代我在驻美使馆科技处工作期间，电话黄页（Yellow Pages，即一个城市的电话号码簿）对我帮助很大。今天在JSTOR Daily上发现Alex Houston女士（她自称是正在戒瘾书商，偶尔的艺术家，过时媒体的热情收藏家）的文章，How the Phone Book Taught America to Ask for Answers，很感兴趣，就请DeepSeek译介此文，我修改。原文见https://daily.jstor.org/how-the-phone-book-taught-america-to-ask-for-answers/，里面有很多老电话地址簿的照片。

电话簿如何教会美国人“提问找答案”

电话簿曾无处不在，却又似乎不属于任何地方：它似书非书，既平凡又神秘，于是曾让法院和企业都感到头疼。印刷版电话簿如今几乎消失，但它留下的遗产仍在——那些取代它的网站和搜索引擎的名字、它们所依据的数据以及我们学会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西南大学收藏的得克萨斯州乔治敦电话簿——1913年至1959年间的十八卷——记录了电话簿的演变，展示了它如何帮助塑造了一种新愿景：人们不仅能连接网络，还能向网络提问。

电话簿几乎与电话本身一样古老。电话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改进电报的竞赛中。电报需要两端有训练有素的操作员和专用线路，且对日益全球化的市场来说仍不够快。电话簿紧随电话问世之后出现，以鼓励人们采用和使用电话。

1876年2月14日，两个人就一种电传输语音的方法提交了相互竞争的美国专利申请，于是电话与电报优劣之争从此尘埃落定。法院最终将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认定为电话的唯一发明人，他开创的贝尔公司为电传输语音专利权的唯一持有者。当时，人们对所谓“会说话的电报”的商业价值存在真实怀疑——贝尔向西联公司出售专利时，这家电报公司拒绝了。这一拒绝反映了“讲究实际的电报人”的判断，以利沙·格雷——专利战的输家——说得直白：“从商业角度看，它（电话）无关紧要。我们现在用一根线能做更多的事……速度是我们唯一追求的东西。”

正如贝尔公司自己所说的，公众也“需要被教育”方能“认识到电话的必要性和优势。”广告宣传可以把人变成顾客，但帮助电话拥有者形成贝尔所称的“电话习惯”则需要另一种工具。1941年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商业历史学会公报）的一篇文章将电话在商人中的迅速采用与电话的纸质指南之同样迅速的演变联系起来。1878年2月在纽黑文印刷的第一本“电话簿”根本不是书，而是一张纸，上面列着五十多个姓名，没有可辨别的顺序。波士顿和纽约在随后几个月发行了改进版本，更加注重组织性。

十二页的芝加哥电话号码指南于10月问世，同时出现了大家熟悉的电话簿样式：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呼叫号码和分类广告。但《公报》那篇文章指出，芝加哥真正的创新在于它“特意着手教育商人看到电话的价值”。虽然它的宣传重点是电话簿有利于高效的商业交易，但也打出了加强更广泛的个人联系之承诺：“丈夫与妻子，情人与心上人。”

通过承认电话具有促进亲密关系的可能性，芝加哥电话簿预见了电话行业试图避免的东西：非商业通话，它直接劝阻；非商业客户，电话簿集中收集城市电话号码而实际上排除了非商业客户。公司认为，社交通话威胁到电话作为“严肃”商业工具的地位——而且，通过占用线路和接线员时间，威胁到商业所依赖的速度本身。尽管如此，订户仍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电话，当贝尔的专利于1893-94年到期时，数千家独立的话公司成立，服务于贝尔未涉足的市场——包括得克萨斯州乔治敦及其周边地区。

电话问世的那个十年对乔治敦也是重要的。西南大学于1873年在那里开始运营，铁路于1878年到达；两者都帮助扩大了城镇及其周围的农业社区，创造了对连接的需求，而贝尔对此兴趣不大。城市居民走出门就能得到的东西——新闻、粮食价格、另一个人的声音——农场家庭只能通过进城才能获得。独立公司从它们所服务的分散、往往孤立的社区中涌现，他们架设电线以跨越距离，从而向一个服务对象提供前述三样东西，最后一样只需接听即可。

在全美，电话接线员通常是女性，因为公司喜欢女性被客户感受到的亲和力，而且可以支付更低的工资。然而，在农村环境中，接线员很少是匿名的；相反，她是社区成员，甚至是农民的妻子或女儿。1913年乔治敦电话簿对同一个接线员的描述是不同的，视受众而定。农村瓦尔堡-魏尔交换局的用户被提醒，接线员“不是机器，有权休息一下”——而且她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可互换的员工：“在这些时间不要打电话给她，除非是找医生。”另一方面，对于乔治敦交换局的用户，接线员身上没有代词“她”。公司说，由于交换局数量的增长和“接线员的不断更换”，顾客应该按号码呼叫，而不是依赖一个知道电话簿中每个姓名的接线员。

历史学家艾米丽·古德曼表明，随着电话使用的普及，电话簿中的数据变得越来越诱人，也越来越难以保持最新。一方面，一列名单中蕴含的可能联系使电话簿看起来像被施了魔法——“一顶魔术师的帽子，充满神奇的可能性”，正如一位记者在1916年打趣的那样。另一方面，电话簿的不完整性对用户来说越来越明显。尽管电话簿表面上是电话公司的财产，每年应归还，但订户经常在电话簿封面上标注页面中缺失的信息——新订户、变更的地址和外地号码。然后他们占用接线员的时间询问其余信息。电话公司一直对效率感兴趣，对此的回应是引入一位只处理此事的接线员。他们给她取名为“Information”（信息）。

“Information”一词在1913年乔治敦电话簿中一次也没有出现，甚至随意提及也没有。到1929年，订户可以在第2页找到“呼叫Information”的指示。贝尔将这些“信息接线员”描述为“电话簿的人工补充”。信息接线员配备了年度电话簿的持续更新，以及商业和城市电话簿，其工作被1929年乔治敦电话簿狭义地定义为：她在那里提供“电话簿中没有的号码”。

由于用户有一种习惯，就是将可接受的用途推向极限，那么，电话公司会给用户一个如此明显地可开放解释的词（information），确实很了不起。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人们几乎立刻以最广义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词。一个后果是，电话簿使用率下降——为什么要查号码，当你可以问别人？结果是1932年乔治敦电话簿中出现了一条通告，它斥责订户，指出“向信息接线员询问的号码中近一半已经正确地列在电话簿中”，并恳求他们“节省时间”，先查看。

但更大的问题是人们还问了什么。正如1907年《波士顿每日环球报》记者观察到的那样，电话用户“了解到电话公司维护着所谓的信息台……所以当他渴望知道一些需要查阅字典、电话簿或地名录，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应用普通常识的事情时，他采用更简单的方法，走到电话前，呼叫‘Information’。”

电话簿本身也没能帮多大忙，因为“Information”的使用往往很随意：1929年电话簿将用户送往“Information”，以获取电话簿中没有的号码，几行之后又将用户送往“经理办公室”获取“关于合同、账单、电话迁户等的信息”。乔治敦1953年电话簿中，有一整页通知是敦促读者在打电话前查看电话簿，标题是“Here's Some Information From 'INFORMATION'”——仿佛加上吓人的引号就能解决页面只部分承认的真实（如果是有意造成的）混乱。

电话公司几乎在“信息”服务推出的同时就开始取消这项服务。但正如“信息”一词的推广因地区和交换局而异，其取消方式也各不相同。贝尔公司的工程师在研究运营方法时，早在1904年就得出结论：“应避免提供电话簿中包含的信息。”几十年后，乔治敦的电话簿显示，这一结论通过一种新的机械化形式——拨号盘——得到了实施。

1940年电话簿有两页介绍拨号盘——这一说明不是针对乔治敦的，乔治敦仍用手动，而是针对先转换的贾雷尔的。在这里，要想找信息接线员，不是找她这个人，而是拨打00，尽管她仍会——诱人地——“给你一切可能的帮助”。乔治敦在1954年跟进，“Information”随总机而去：订户被指示“拨打11”获取“电话簿中没有的号码”。

1968年，在“Information”从乔治敦电话簿词汇中消失十多年后，贝尔正式弃用该词，将服务更名为“Directory Assistance”（查号辅助）。 公开场合，它仍维持着“人工服务”的定位——有一则广告指出“当人们称她为‘信息’时，总有人会出于错误的理由拨打她的电话”，但私下里承认这是有意向机械化转变。在公众需要被教育养成“习惯”以支撑电信业务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弗雷德里克·卡佩尔表示，现在需要“让公众理解，若没有机械化、没有自动化，企业根本无法接近当今客户所要求的服务数量和质量。

正如一位专栏作家所说，改为“Directory Assistance”意味着失去“某种温暖和令人安心的东西”，即“一个友好的声音说‘Information’”，但对电话发展史的回顾提醒我们，亲密从来不是重点。电话的发明源于对速度的追求，对高效运行的坚持产生了“人性”功能，现在因同样原因又取消这个功能。然而，电话簿多年来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两步走的习惯：先查电话簿，电话簿找不到，就找人。

1991年，最高法院裁定白页名录“毫无丝毫创造性可言”，因此不受版权保护，推翻了一个世纪以来将电话簿作为汇编劳动成果而予以保护的教义。在最高法院看来，这些名录只是原始事实，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其价值在于可以用它们做什么，这正是新兴科技行业所从事的事业——发明将信息与使用者连接起来的新方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开始利用电话簿数据构建在线城市指南，使印刷版电话簿沦为古董。

早在二十年前的1969年——也就是“Information”变为“Directory Assistance” 后的第二年——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会议，探讨信息的未来。在主题演讲中，心理学家兼计算机科学家J.C.R.利克里德将前方的抉择称为“对我们文明而言真正的十字路口”，这将导向两种可能：“要么是走向一个由电子存储和检索的事实构成的无意识复杂体，要么是迈向人类创造力和人类合作潜力的实现。”他说，关键在于一种区分：“这是数据与知识之间的选择。要么是信息的单纯获取，要么是与信息的互动。”

但正如古德曼所指出的，使用电话的公众早已在两条路径上进行探索——探索了“近一个世纪，尽管是在不太友好的平台上。”芝加哥的专家们眼中的未来，正是电信行业不断斥责的用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即兴发挥的领域——这一现象在1957年乔治城电话簿的封面上尤为明显：有人用铅笔填满空白处，从书中提取信息并为其增添意义：“我们的家”与医院、车站、商店并列，还有一个夜间拨打的号码被圈出。人们并不困惑“信息”意味着什么。他们比服务他们的机构更早认识到，网络的价值在于你能从中索取和添加什么。因此，他们相应地发明了一些新东西——通过使用任何公司都无法完全掌控的技术，以及用手在他们并不拥有的电话簿的封面上进行操作。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