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构性科学

武夷山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杂志2026年第2期（4月出版）发表了荷兰格罗宁根大学Chloé de Canson的文章，The Epistemic Grounds for Lay Interference in the Conduct of Science（非专业人士对科学活动进行干预的认识论依据）。

请DeepSeek将此文的头几段话（相当于“引言”）译为中文，我修改。

如果科学要服务于病人，而非反过来让病人服务于科学，我们就必须向科学阐明我们的期望和需求。我们需要有干预研究进程的权利，此举既有政治上的依据，也有科学上的依据。

——ACT UP（艾滋病人联合起来释放力量）巴黎分部，《艾滋病，多少个师？》

人们通常会区分出科学活动的几个方面：科学的议程（科学家所要研究的课题集合）、科学的实施（某一课题研究结果的产生过程）以及科学的应用（将科学发现运用于技术、政策、医疗保健等领域）（Kitcher 2001, 118; Elliott 2022, 8）。一方面因为科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公共资金资助，另一方面因为它们在本领域之外也会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能够干预科学的议程和应用；也就是说，公众应当能够对其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不受体制内科学家的中介或控制。 尤其是菲利普·基彻（Philip Kitcher  2001）曾提出有影响力的论证，认为科学的议程及其应用，作为民主过程，应当与公众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但他并未将这一论证延伸到科学的实施层面。

传统上，科学哲学家将科学的实施视为纯粹的认识论事业，外行人既没有能力也不应干预。而近来，许多哲学家已拒绝接受这种将科学实施视为纯粹认识论事务的观点（  Longino 1990; Douglas 2000,   Douglas 2009），并认为外行人在科学的实施中可以发挥有限的作用，特别是在如何抉择科学研究中采用的非认识论价值方面（Douglas, Maasen and Weingart 2005,   Adams, Biener, Feest and Sullivan 2017）。因此，有理由认为，外行人可以正当地干预科学实施中的非认识论层面。也有理由认为，外行人甚至可以对于科学实施中的认识论层面做出贡献。科学领域近来的“参与式转向”（Wynne  2007），其动力正来自于这样一种理念：让外行人参与由体制内科学家发起和主导的研究项目，可以在多方面带来益处，包括提高所产生的科研发现的质量（ Wylie, Padovani, Richardson and Tsou 2015;   Koskinen 2023）。但这通常不被视为外行人干预这些项目的正当理由。外行人对科学实施的干预，似乎只有在被限定于非认识论领域时才是可取的。

在本文中，我为外行人对科学实施中认识论层面的一种特定形式进行干预提出辩护。借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一组被称为感染相关慢性病（IACCs）——包括肌痛性脑脊髓炎（ME）和长新冠——的疾病患者的科学工作，我提出了一种科学活动形式，我称之为“外构性科学”（extitutional science），它产生于体制内科学机构之外，作为对体制内科学之失败的一种回应。我认为，外构性科学能推动科学理解向前发展，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它能够识别体制内科学在方法方面的错误。我阐释了外构性科学如何能够识别这些错误并提出修正建议。接着我论证，体制内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变革性批评，因此他们的错误始终未得到纠正。由此可见，公众对体制内科学实施的干预，有时对其认识论上的成功是必要的。然而，当前的科学组织架构并未为这种干预留出多少空间。这意味着，如果体制内科学之组织要以实现其认识论成功为最优化目标，那么，组织方式就应当调整，以促进这种有益的干预形式。我就如何调整提出了一项建议。

博主：我觉得，本文作者的建议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全世界科学专家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对立，有时是相当严重的对立。由于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对立有加剧之势。按照传统的思维和习惯,出路在于：科学界要好好科普，以冀让公众尊重和听从专家的意见。但这么多年了，这些做法的效果不太好。

本文作者的提议，相当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非专业人士合理合法地干预科学实施进程的特定方面，不仅有助于消除双方的对立，而且还能使体制内科学的研究水平更高，何乐而不为？

作者Chloé de Canson原为格罗宁根大学理论哲学系的助理教授。由于感染新冠和长新冠导致的慢性疲劳综合征，他至今卧床不起。他的思考与诉求同他的切身感受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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