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文学是怎么回事？

武夷山

2025年12月10日，Public Books网站发表了作家John Macneill Miller的文章The Empty Lab, in Science and in Fiction，原文见

https://www.publicbooks.org/the-empty-lab-in-science-and-in-fiction/

    请DeepSeek翻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我修改。

科学与小说中的空无实验室

一位疲惫不堪的科学家爱丽丝，在紧闭的门后工作。她那善妒的恋人菲利普，痛苦地发现自己的需求被爱丽丝严谨的科研工作所淹没。但当菲利普采取非同寻常的步骤，追踪爱丽丝来到实验室，试图赢回她的芳心时，他闯进去却发现……空无一物。真的是空无一物。原来，爱丽丝所在的团队意外制造了一个“虚无”的小气泡：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虚空，一种只能在实验室范围内产生的空无。这种被称为“缺失”的空无，贪婪地扩张着，直到威胁要将爱丽丝和她的科学家同僚完全吞噬。

尽管带有后现代式的戏谑，乔纳森·勒瑟姆1997年的小说《当她爬过桌子》却包含着关于实验室运作方式的严肃洞见。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实验室的目标就是抹除自身。它本不应包含任何特定的东西。完美的实验室根本不是一个场所：它是一个抽象空间，一个有限区域，人类心智在此对环境中的所有元素施加控制。在实验室里，科学家践行一种严格的环境排除法。他们指定哪些现实层面将被允许进入实验，然后决定其中哪些将保持稳定（对照组），哪些将通过人为干预精确改变（变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的运作方式。而为了使这类“非场所”（non-places）对科学有所贡献，其中进行的实验必须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任何大致相当的实验室中都能复制。这意味着，实验室中每一个不属于实验本身的实体，都必须无情地使其无效，使其无关紧要。

这种抹除已编入科学写作本身的规范之中。科学论文解释一项具体实验的方方面面，但对开展每个具体实验的每个实验室中无数其他的社会或物质特征则只字不提。换句话说，爱丽丝实验室中的“空无”，镜像反映了科学话语的修辞和意识形态策略。这些策略训练我们将实验室视为一种真空，一个空舞台，其便携、可复制的戏剧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同样有效地重演。

没有人比乔纳森·勒瑟姆更能捕捉实验室这种“空无”的怪异之处。但实际上，许多将科学家纳入其作品的作家，都避免描绘角色们日常所处的实验室。解释这种回避有实际和文学上的多种原因，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当关于科学的文学拒绝让读者进入实验室时，便使他们对其间发生之事心存挥之不去的怀疑——这种怀疑可能危及公众对已处于围攻之下的科学共同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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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的问题在于，它常常依赖于虚构的科学。

这一类型的科学家被简化为刻板印象，粗暴地分为爱因斯坦型和弗兰肯斯坦型——一边是头发蓬乱的理论天才，另一边是无情的实验主义者。这类故事中的科学同样脱离现实。它往往表现为一堆浓稠的技术术语，涂抹在情节的漏洞上。真正的科学，即全世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日常劳动，却在一个充斥着流行但误导性套路的文学作品中，艰难地争取一席之地。

至少，正是这种挫败感促使细胞生物学家兼作家詹妮弗·L·罗恩于2005年创建了Lablit.com网站。出于对她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不准确描述的担忧，罗恩创造了“实验室文学”一词，并建立了相应网站，以激起人们对“一种虽小但不断增长的小说类型”的兴趣和支持，这类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核心的科学人物、活动和主题”。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媒体报道。在随后的岁月里，“实验室文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小众但便捷的类型标签，用以指代罗恩所倡导的、在小说中对科学所做的更准确的描绘。现在至少有一本关于实验室文学的学术文集；罗恩本人也出版了三部该类型的小说。Lablit.com最近庆祝了其成立20周年，该网站继续更新其不断扩大的“实验室文学书单”，收录符合罗恩愿景的书籍。

然而，通读这一书单表明，“实验室文学”这个名称有点用词不当。尽管它努力使科学家人性化，但在涉及他们实际在实验室所做的工作时，实验室文学却保持缄默。结果证明，该类型出人意料地助长了反科学的偏执。在一个科学不断受到“自己动手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和根深蒂固的阴谋论者攻击的时代，实验室文学在平息反科学阴谋论和煽动反科学阴谋论方面的贡献，其实平分秋色。

或许因为它是一个用众包方式产生的清单，实验室文学书单包含了许多惊悚、悬疑和科幻小说标题，它们并不完全符合罗恩最初提出的标准。但即使在那些确实符合最严格的实验室文学标准的作品中，许多也聚焦于历史上的博物学家或野外工作的危险，使书中的科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待在类似现代实验室的地方。

这两种表现科学劳动的方式本身并无不妥。野外工作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它承诺让读者无需离开座位就能亲密接触野外自然。许多实验室文学作品邀请我们跟随科学家远离家乡，去研究诸如孙德尔本斯的河豚（阿米塔夫·高希的《枪岛》，2019年）或刚果盆地的黑猩猩（威廉·博伊德的《布拉柴维尔海滩》，1990年）等课题。不将读者带往异域地点的实验室文学，则常常依赖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时代——通常是这样一种历史时期，那时的科学研究不像今天这样局限于一群有资质的专家。

安德烈娅·巴雷特优美的短篇小说集《船热》（1996年）就是一个绝佳例子，展现了过往科学对作家和读者的共同吸引力。巴雷特将她关于科学家的松散关联的故事主要设定在18和19世纪，那是科学与艺术的界限迷人地模糊不清、实验室概念尚处萌芽的时代。书中叙述的最严谨的实验并非科学机构的产物，而是对它们的颠覆。在《珍禽》中，两位厌倦了被学界熟人冷落的女性，秘密策划在家里的马厩中测试林奈的一项主张。书中只有一个现代实验室。它出现在《马尔堡姐妹》中，为生物化学家罗丝与她疏远的姐妹的重逢提供了背景。那里有实验发生，但不是科学实验。姐妹俩在非工作时间在实验室见面喝酒、回忆往事并尝试毒品，这段大开眼界的经历促使罗丝完全离开了实验室，转向平静的高中教学生涯。

个体从实验室出走这类情节，反映了实验室文学整体上一种更广泛的冲动。那些相对较少致力于描绘现代实验室研究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明显地不愿邀请读者进入进行大量科学实践的场所。一个典型例子是作家兼化学家卡尔·杰拉西的《康托尔的困境》（1989年）。该书聚焦于癌症研究者伊西多尔·康托尔与他实验室的博士后杰里迈亚·斯塔福德之间逐渐破裂的关系。当康托尔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开辟了治愈该疾病的道路时，他将通过实验验证其假说的任务委托给了斯塔福德。

这部小说对学术生活中职业竞争的政治性有着惊人的坦率。该书部分内容探索了教授、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之间模糊的权力动态如何促成了经济、智力和性别剥削。然而，这种坦率在实验室门口戛然而止。事实上，整个故事依赖于将实验室视为一个不透明的空间，一个进行着难以解释但高强度工作的场所——一个刚好位于舞台侧翼的地方，角色们可以方便地长时间消失。斯塔福德在实验室里深奥的工作最终威胁到他与恋人和导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易于描绘的。这个快节奏叙事的悬疑，关键在于怀疑斯塔福德的实验室工作可能涉及不当行为——这个怀疑带有传染性，康托尔和读者都怀被感染了，直到小说结局。近二十年后，阿莱格拉·古德曼的畅销书《直觉》（2006年）的情节将遵循惊人相似的轨迹。

如果说实验室文学通常回避实验室工作，也有偶尔的例外。布兰登·泰勒的《真实生活》（2020年）中最引人入胜、纹理最丰富的部分，出现在约五十页的篇幅中，描述了研究生华莱士试图在实验室里用他的线虫品系进行工作——这个地方他曾以为能舒适地隔绝于“真实生活”的压力。小说对实验室和华莱士实验的描绘与他的感受和记忆交织在一起，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当与同事的争执提醒华莱士，他童年以来所面对的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恐同情绪根本无法与实验室隔绝时，这个魔法就被打破了。

罗恩在其小说中甚至更一贯地致力于描绘实验室工作。实验室在《实验之心》（2009年）的情节中至关重要，这部小说展示了研究者们精心规划的研究项目与他们更广阔的生活经验背景密不可分。在她的小说情节中，如同在真实实验室里一样，每个程序和仪器都有其独特的空间和时间要求，而这些功能性需求反过来又影响了故事展开的地点和方式。

罗恩对此类细节的关注，可能表明她渴望，甚至感觉到有必要在她的虚构作品中体现实验室文学的原则——毕竟是她创造了这个术语。但大多数实验室文学作家对描绘故事中实验室的内部运作远没有那么感兴趣。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们的作品利用了这样一种观念：此类空间是无法描绘的。它们拥抱那种在勒瑟姆关于物理实验室中“缺失”诞生的故事中被巧妙讽刺的人为的“空无”。

在勒瑟姆的小说中，实验室内部的“缺失”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并提升到了文学自觉的层面。“缺失”被认知为一种既神秘又对情节构成问题的空无。考虑到主角的人文学倾向和小说的出版日期，很容易将这个故事解读为对后结构主义理论过度发展的评论——该领域痴迷于比喻性的缺失、延异和空白。然而在故事中，“缺失”是一个真实的物质实体，由科学实验室的专门技术所产生。小说暗示了这种空无或无场所性是实验室固有的特点。但它也表明，当文学方法被用于审视它时，这种人为创造的无场所性应该变得可见、可思。如果很少有实验室文学作者愿意追随勒瑟姆沿着这条调查路线前进，那可能是现实主义小说中一个更大问题的征兆：作家倾向于将故事背景视为本质上无关紧要，并以类似于科学家对实验室进行消毒的方式，对其进行“净化”。

正如科学写作将实验室最小化，某种文学现实主义路线也将其自身背景的重要性最小化。评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诊断出这种倾向是19世纪中叶以后小说的特征，并将其与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和埃米尔·左拉的影响联系起来。他指出，从他们作品中汲取灵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虽然常常包含对背景的详细描述，但这些背景对故事本身影响甚微。当这些作家努力将人类经验中永恒普遍的东西戏剧化时，他们将特定地点和历史的独特性简化为无关紧要的布景——卢卡奇称之为“仅仅是背景”或“仅仅是‘场景’”。他认为，这种对背景的忽视是病态文学的征兆，是可悲地背离艺术，是通过采用“虚假的客观性”而“竭力使文学科学化”。

无情地消除环境影响，确实是高效、有效科学的一种工具。但如果现实主义作家过于努力地模仿这种科学——如果他们最看重的是描绘人类行为的普遍模式——他们就放弃了小说传达特定地点和历史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具体、不可通约影响的独特力量。即使是那些最致力于描绘独特人物、地点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现实主义作家，在面对实验室时也必然感到棘手——这是一个被有意清空其意义的场所，一个被精心剥离以接近牛顿式的均匀、虚空空间的理想的地方。

难怪实验室文学常常将实验室视为一个难以想象的他处。实验室本当是“无处”，且不包含任何特定之物。小说将这些“非场所”描绘成可疑之地、不透明的门户，仅为叙事引入不可预见的意外和怀疑，这也合乎逻辑。即使是罗恩和泰勒——这两位因愿意带读者进入实验室并展示其运作方式而与实验室文学的其他实践者有显著差异家——最终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包含了关于在他们带领我们进入的地方内部、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当行为的故事情节。

简而言之，从小说坚持将实验室视为未探索、不可探索的领域这一点，我们可以有所领悟。但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某种阴险之处。随着科学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审视，这种将实验室“黑箱化”的做法，有可能加剧大众对其间究竟在发生什么的偏执猜疑。从“化学尾迹”真相论者到反疫苗运动，今天的阴谋论者不仅以对其他认知模式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来反对科学。他们也采取一种表面上的科学怀疑主义态度来对待科学本身。这种立场与实验室文学所鼓励的对看不见的研究的焦虑完美契合。

实验室文学的益处之一，在于它有潜力减缓反科学情绪的病态蔓延，有能力帮助各行各业的人们理解科学工作者并与之产生共鸣。然而讽刺的是，它却形成了一种将实验室本身视为可疑之地的惯例。既然实验室文学正在凝聚成一个稳定、可识别的类型，现在是时候仔细思考其惯例，并询问它们如何能——或不能——对当前的历史时刻做出有效的回应。正如科学家可能会说的：在描述表现实验室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