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制度vs大学组织

武夷山

Minerva杂志2025年10月23日线上发表了David John Frank（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 Daniel Scott Smith（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和 John W. Meyer（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三人合写的文章，The University: Exalted Institution and Ruined Organization（大学：被夸赞的制度与被毁坏的组织）。原文见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024-025-09604-z。

请DS翻译本文摘要，我调整。

摘要

大学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教会与国家夹缝中的西方微小萌芽成长为全球文化巨擘，已成为文化传承、社会行动与阶层分化的关键载体。然而在其发展繁盛的过程中，亦始终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抨击之声。本文旨在阐释这一看似矛盾的悖论。以制度与组织的二元区分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大学制度根植于宗教式的文化宣言，认为宇宙是可理解的，处于宇宙中的人类是具有理解能力的（博主：英语中，宇宙——universe与大学——university享用同一词根）；大学组织则是这些承诺在现实世界的具象化呈现。制度层面因其与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的文化根基同源，且其主张超越日常认知范畴，故能抵御外界冲击；组织层面却暴露于批判浪潮之中——伟大制度的每个具体案例都难以兑现其宏伟承诺，尤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机构呈现分散化之势，大学之承诺却不断膨胀。

这些批判有理有据地揭示了神话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批判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师生群体，理解能力之承诺是要靠他们实现的，另一个是教学科研活动，可理解性承诺是要靠它们实现的。但欧美数世纪来的一系列案例表明，批判之声常充斥着过度渲染的倾向。这些案例凸显两大主题：其一，批判矛头始终指向具体的组织失效，而非总体的大学制度；其二，攻击焦点集中于与伟大制度联结最紧密的组织要素——即可理解性与理解能力的实践载体——教授、学生、教学、科研。这些案例进一步揭示了大学招致批判的共同因素：浮夸的承诺、松弛的标准与多元的解读者。

尽管无数批判汇聚成深重的危机叙事，但这些批判都暴露出夸张与粉饰的痕迹。虽沐浴千年荣光，大学制度并非坚不可摧——它曾在革命时期经受挑战，其成功亦依赖于源于西方的文化外衣之延续与扩展。倘若这套文化外衣开始瓦解（当前或正显现此兆），则今日震耳欲聋的批判之声，或许将成为大学制度死亡沉寂之喧嚣前奏。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

但从长远来看，若当前全球态势持续不变，现今如火如荼的批判风暴或将逐渐演变为另一种更为晦暗的终局。大学的整体集中度与社会相关性的衰减，虽可能缓解其遭受抨击的频次与强度，却也将侵蚀世人对大学预设理念的文化信念。正如柯林斯（1979）所预言，由于大学逐渐丧失社会相关性，渐次走向衰落，大学终将被边缘化。毕竟，所有批判始终聚焦于大学在现实世界中演绎的宏伟叙事。倘若这出大戏不再占据舞台中央，则暴露大学伪善阴暗面的聚光灯亦将随之黯然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