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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礼书信中的国际交流网络
韩琦
(文汇报 2024年08月18日)
作为图书馆的负责人,袁同礼特别关注充实馆藏,为此与国际学人多方交流,而伯希和正是与他互动颇多的人士之一。抗战期间,先生和伯希和的通信较少,存留的信中可见先生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呼吁法国对中国图书馆的支持。
袁同礼先生(1895—1965)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主持馆务期间,与国外图书馆和学者建立了广泛联系,致力于图书的采购、交换,对西方汉学研究书籍的搜罗尤其不遗余力,奠定了国家图书馆汉学书刊的馆藏基础。同时他精于古代藏书史的研究,编纂的多种书目是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享誉世界、嘉惠学林。
袁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切感。1931年,舅舅张秀民先生从厦门大学毕业,深得其师瑞安李笠先生的赏识,李先生将舅舅发表的两篇论文寄给袁先生,袁先生看后当即回信,“请速来”,因此可以说袁先生就是舅舅的“伯乐”。于是舅舅未及行毕业礼,夏天即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此后持续工作四十年,直至退休。在当年,毕业后能进入国立图书馆工作,实属不易,因此舅舅一直对袁先生抱有感恩之情。
1971年,我与退休还乡的舅舅一起居住在嵊州乡间,因而得以听闻先生的大名。而对先生事迹的逐步了解,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弃工从文、研究科学史之后。舅舅时常对我讲述三四十年代北平图书馆的掌故和学界的轶事,在舅舅的心目中,袁先生是与胡适、梅贻琦齐名的北平学术界最为闪耀的人物。先生一生献给图书馆事业,事必躬亲,网罗人才,不遗余力。舅舅在晚年时,还专门写了“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一文,深情回忆了这位可敬的老上级。
袁同礼致伯希和明信片与信件 均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对袁先生更深入地了解,则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先是因为研究李俨先生,接触到袁先生的一些信件。近十年来,因从事民国时期中国地质学史、古生物学史以及考古学史的研究,我数次访问法国、瑞典和美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对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格外留意,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有关袁先生的新史料。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现先生和斯文·赫定往来书信,后又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发现先生致伯希和信件,都是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从中可以得窥先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仅以先生和伯希和的交往为例,在1931—1945年近十五年间,现存的给伯希和的信就有十八封之多,尤其展现了先生的学术交流网络。
这批信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有关学术资料的交换。作为图书馆的负责人,袁先生特别关注充实图书的馆藏,千方百计为国内学者获取所需资料,为此与国际学人多方交流,而伯希和正是与他互动颇多的人士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和伯希和都十分关注《元朝秘史》的研究,而巴黎也保留此书的一个版本,于是先生写信请伯希和代为复制。另外,国内学者对明清之际传教士多有兴趣,如从事历算研究的李俨先生,曾多方收集耶稣会士相关资料,而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这方面资料最多,因此多次写信请求北平图书馆帮助。先生信中请伯希和复制有关艾儒略和南怀仁的传记,很可能是受李俨先生之托。同样,先生也为伯希和提供了很多帮助,伯希和当时感兴趣的著作,包括《高丽图经》《古玉图谱》《格古要论》《石渠宝笈(二编)》等书,先生都代为协助查找。同时,先生为中法图书交换,特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汉学图书馆的馆际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同礼为伯希和设宴之请柬,时间分别为1935年3月27日(请柬误为4月)与5月9日
信件中也多有学术访问交流活动的记录。伯希和在1932—1933年、1935年到访中国,停留了数月时间,在北平期间,不仅多方演讲,并且频频参加筵宴。袁先生多次请伯希和餐叙,安排讲座,并安排他在故宫博物院调阅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的画作。而先生为图书馆公务也多次出访,我们在信件中可见到先生工作的繁忙。特别是先生在1934年、1945年两次访问欧洲,考察图书馆事业,其中1934年这次停留时间最久,6月至11月间访问了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图书馆,并赴西班牙参加学术会议,多次在巴黎与伯希和见面。1934年7月访问巴黎时,还与后来到平馆做交换的杜乃扬(Marie-Roberte Dolléans,1911—1972)小姐见面。先生到访的城市包括布鲁塞尔、巴黎、柏林、维也纳、伦敦、马德里、佛罗伦萨、罗马,在罗马期间,很可能与罗马大学汉学教授华嘉(Giovanni Vacca,1872—1953)晤面。抗战期间由于局势的原因,先生和伯希和的通信较少,存留的信中可见先生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呼吁法国对中国图书馆的支持。这些通信为我们了解先生的学术活动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
袁先生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后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对图书馆的职责有深入的了解。除了创建国立北平图书馆,他还是出色的目录学家,继法国汉学家高迪爱(HenriCordier,1849—1925)之后,增补了西方汉学文献书目,所编中国留学欧美博士论文目录,对近代留学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还编纂有铜器、艺术品等多种目录,迄今为止仍是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为编纂这些目录,先生忘我工作。以《西文汉学书目》为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编纂此书,先生走访了欧美的许多重要图书馆,收集了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的18000种著作,阅读和查对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献,为核对作者年龄和汉名信息,多方写信求证,很多人的汉名始为人知。因此,此书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学术信息,也是研究辉煌时期的欧洲汉学和美国早期汉学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留学欧美的中国博士论文目录也同样凝聚了先生的多年心血,如早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丁肇青,其博士论文研究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之前我一直不能确定他的名字,近来的论著提到他时常出现音译错误,而事实上先生当年即已考出真名。要不是有先生的努力,许多先辈学者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后世遗忘。
袁同礼致伯希和明信片与信件 均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先生以强烈的爱国情怀,从事流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的研究工作,无论对《永乐大典》所存各卷的调查,还是对铜器、艺术品目录的整理,都贯彻了这一理想。而对抗战时期公立、私立院校图书馆损失的统计,则是为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体现了拳拳的爱国之心。除此之外,先生还负责《图书季刊》英文本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推进了学术事业的交流和发展。先生一直期盼回国,然而由于一些因素,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思忆录》一书收录了很多先生海内外友人的纪念文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先生为国奉献的“劳碌的一生”和提携后进、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以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学术文化的重要贡献。2010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开会纪念袁先生,会后出版了《袁同礼文集》和《袁同礼纪念文集》。近日,国家图书馆雷强编定《袁同礼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即出),洋洋三百万言,收录信件原文多为首次刊出,这对了解袁先生的为人、治学以及学术交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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