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和傅汉思

《张充和诗文集》 白谦慎编 三联书店

■赵雅娇

在去世前不久，在大洋彼岸，年过百岁的她仍保持着古风般的生活方式：喜穿旗袍，每日晨起，研墨练字，吟诗填词，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她的箱子里，珍藏着乾隆时期的石鼓文古墨；她的阁楼上，摆放着古琴名家赠予她的名琴“霜钟”；她亲自侍弄的小园里，种着来自故乡的香椿、翠竹、芍药花。

在她的朋友们都想着什么时候能跳到一个更新的世界去的时候，她写下：“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她是张充和，那一年，她24岁。

壹

张家是合肥一个大家庭，她的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她有三个姐姐，元和、允和、兆和，与三个姐姐在苏州父母身边长大不同，充和出生不久就被过继给叔祖母，也就是她日后文章中反复提及的“祖母”。

张充和出生于民国第二年。在那个西学东渐之风盛起的时代，她和祖母远离大都市，一起在合肥的乡间生活。祖母对张充和的教养方式是严格按照旧式大家族子弟的学习程序进行的。张充和三岁开始念唐诗，不到六岁就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七八岁开始学联对，学写诗。到她十一岁那年，祖母重金为她延请家庭教师。第一位老师爱教骈文，她不满意，祖母又请来了考古学家朱漠钦。朱先生第一堂课就交给充和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充和觉得欢喜。此后，充和跟着朱先生写字，念四书五经，读唐诗宋词。

同祖母生活在一座古宅中，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同龄玩伴，充和的童年不能不说寂寞。她在缅怀自己双桐书室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从卧室到书房，要走过一条长巷。“我只嫌那长巷太短了点，一步分做两步走，走得非常不自然，眼睛里还包含一眶欲滴不敢下的泪水。”她一字一句写下：“我比一切孩子都寂寞。”所以，除了祖母，她几乎整日与诗书为伴。书房的楼上就是张家的藏书阁，充和祖父、父亲都曾在这里读书。充和回忆：“小时候，我可以去楼上书室随便翻阅书籍。不管我找什么戏曲小说来看，祖母从不加阻挠。”这里的藏书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有宋元剧本、明清小说，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充和关于诗书琴画的爱好，皆从此时就开始养成。而日后充和入昆曲的门也源于此。“直到回到苏州，父亲带我去戏园看昆曲，我才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

回到苏州，为充和打开了昆曲的大门，也把一个看起来有些光怪陆离的新世界摆在了充和的面前。充和进到父亲所办的乐益女中上课，但她显然很不习惯，历史和文学课上所讲的东西她早已熟知，而数学、生物让她头痛甚至逃之不及。三位姐姐从小在城市长大，有着鲜明的新派女子的“时代范儿”，她们会外语，看电影，衣着摩登，懂得白话，知道胡适，说着流行的话语。可是这一切新世界对她来说是黯淡的、陌生的，甚至，是不友善的。当合肥的上空出现飞机时，她竟以为那是巨大的风筝。这个新世界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也让她找不到那种熟稔的似曾相识的默契感。即使同为唱昆曲，她也意识到：“我和姐姐们不一样。她们喜欢登台演出，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人打扰，做自己的事。”

她以国文满分数学零分被破格招进北大中文系，又因诸种原因中止学业。她拜沈尹默为师，学习书法。沈尹默说她的字是“明人学写晋人书”，古朴娴雅。汪曾祺在追怀西南联大的往事时回忆张充和的昆曲：“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张大千给充和画过一幅仕女图。身着表演昆曲的戏装，云髻广袖，只留下一个纤细的背影。

在那个进步的中国人都在引颈寻觅欧风美雨的时代气息时，她显得孤独而另类：“我的这个世界上的朋友全是簇崭新的超时代人物，我的那个世界的朋友全是上了铜绿的破碎的殷商钟鼎。”彼时她只有20余岁，却固执地喜欢向线装书，向荒废的池阁，向断垣残碑中找朋友，而且笃定地相信，这些古旧的东西会比新潮的东西让她懂得更多。她有些不合时宜地写道：“日常生活习惯，一切都是新，一切都可算是不落时代的后，这种生活，简直叫人腻了。于是就会梦想一点古人的生活，凭吊一些旧家庭院。”

于是，在她的诗词中，古典意象与怀旧思绪俯拾即是。她在雨后登高怀远，“独上危岭伫立”，氤氲的水汽不解风情，“只贴鬓凝成珠饰”。眼前是万壑逶迤，一天遥碧，似乎传递的关于远方的讯息，诗人在探寻又不得，于是把希望寄予同样穿越远古而来的事物：“盘挐老树历千年，应解其中消息。”无怪乎沈尹默以“词旨清新，无纤毫俗尘”来评价她的词。

到了冬天，人们照例喜欢围炉夜话。张充和也喜欢听故事，可是，她觉得炉子也似乎没有以前温暖，一切都“像比以前松动，而且松得叫人乏味。”于是，她开始回忆，于是写下《我的幼年》、《别》等文章。她说：“现在假使和那时同样的在不知不觉中的有味和温暖，又何尝会感觉到那时的有味和温暖呢。”

张充和就这样，在无人与告的心境里，在诗词琴曲中，咂摸着属于她的少女时代。

贰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女孩，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叶圣陶曾经说过的这句话，让合肥四姐妹的爱情成为传奇。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嫁给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的夫君是文学家沈从文。小妹张充和的情事或许最富浪漫色彩，两位男主角，一位是她的丈夫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一位是苦恋她一辈子而无果的诗人卞之琳。

卞之琳苦恋张充和，几乎成了当时文学圈内公开的秘密。1933年，卞之琳偶张充和。由此卞之琳持续地给张充和写信，有上百封。他学着沈从文追张兆和的样子，常去张家拜访。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距初识充和已整整二十二年。而多年后，和朋友兼学生苏炜谈到这段“苦恋”，张充和却说：“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和他恋过，所以谈不上苦与不苦。”

正是在卞之琳和张充和诗文的并行脉络中，我们能够对张充和为何不曾属意卞之琳的缘由窥见一二。

除了那首有名的《断章》，卞之琳曾把自己对爱人到访那种小心翼翼的期盼融入这样一首《无题》诗：

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

穿衣镜也怅望，何以安慰？

一室的沉默痴念着点金指。

门上一声响，你来得正对！

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

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衣襟上不短少半条皱纹，

这里就差你右脚——这一拍！

以“点金指”写爱人叩门的手指或许还明白容易，但“这一拍”恐怕会让多数人困惑。事实上，这一拍不仅仅指爱人踏进房门的脚步，还在整首诗中起到补足音节的作用。

从小在古典意蕴中浸染的张充和并不看好新诗的所谓的“音节”。她曾在《诗的读者》一文中描述了一个盲人能快速记诵旧诗而对于新诗却完全无法记得的情形，借此她分析，中国旧诗词中包含丰富的音乐成分，盲人对于声音的感受格外灵锐，于是自然成诵。她对新诗的忧虑也正在于此：“关于声韵与节奏是诗中最重要的成分，如果一不讲究就是散文了，或者是散文诗了。”而她自己也像古代文人一样，有着重诗轻文的基本态度。早年因《中央日报》编辑储安平留学英国，她被朋友叫去编辑《中央日报》的副刊“贡献”，她说：“写的都是散文，小破东西”。在白谦慎提交了最初的《张充和诗文集》的出版计划书时，张充和曾专门打电话对白谦慎说，文的那部分可以不要，她想用小楷抄一部诗词集出版。

在后来结集的《张充和诗文集》中，所收张充和的新诗仅有两首。这两首，还是在张充和刚刚由合肥老家迁往苏州后创作，多少有些对于刚接触到的新生事物浅尝辄止的意味。在张充和眼中，卞之琳那些在诗坛颇受赞赏的诗歌，她觉得“缺乏深度”；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让她觉得有些装腔作势。所以，对于卞之琳的“这一拍”，张充和或许不仅仅是无法理解，而是从来也就没想过要去理解吧。

同样是传递小儿女萌动的情愫，张充和这样表达：

翩翩快步上瑶阶，

笑映朝晖雪映腮。

记取景山西畔路，

佯惊邂逅问“何来”？

这首诗，正是张充和在与傅汉思结缡二十载时，她在病床口占绝句以赠予丈夫的。她独身到35岁，但在与傅汉思相识八个月后便结为连理，因为她喜欢他身上那种朴实的特质，钦慕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谙。张充和说，汉思是个单纯的好人，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老实、靠得住”。

章士钊曾向张充和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氏，十八胡笳只自怜。”张充和听罢很不高兴，她觉得这样比喻是“拟于不伦”。直到嫁给傅汉思后，她自嘲道：章士钊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而傅汉思的名字原译为“汉斯”，张充和提议易为“汉思”，取意虽是洋人但思汉也。1948年11月，志同道合的二人成为中西合璧的伉俪。

叁

婚后不久，充和夫妇突然得到通知，要他们立即离开北平去美国。两人匆匆去国。此后，张充和就随丈夫寓居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教授中国书法与昆曲。在上世纪60年代，充和一日见到朋友先祖桧门公观句诗及乾隆后诸家唱答后，她心生欢喜，写下短韵以志向往：“场上衣冠日日非，锦筵灯尽句犹辉。秦灰拨到开元事，莫道词人不忆归。”此时的张充和已经走过半生，褪去了少年人对于外在世界的那种略显偏执的拒斥感，在她的诗句中更可见到一种与周围世界达成和解同时又保持距离的清冷舒朗之气。她在一首题画诗中这样写：“不因胜迹爱名山，意在萧疏淡宕间。最是云深花落处，数声清梵到人寰。”古典韵味已经不再靠寄托于意象，而成为内在于张充和的人格与诗品。

对于古诗、书法、昆曲的心摹手追，又或许正寄托着张充和对于故人故国的思恋。从少女时代养成的喜回忆的习惯，在她寓居国外的漫长岁月中，成为她的某种精神支柱。在出国后不久，她写下《凤凰台上忆吹箫·咏荷珠》一词，现在有四个抄本存世，各版不同，可以看到张充和对于这阕词的推敲过程。但不论哪个版本，有一句始终未改：“争奈离愁万点，念家山，歌哭咽咽。吴城路，依依杨柳，恰似当年。”

或许更有意味的是，在目前可见的张充和最早创作的一首诗中，她就写下“起看装镜影，何事旧时人”的句子。那一年，充和只有10岁。一语成谶般，此后，“忆”在她的诗文中近乎占据半壁江山。合肥，是她的童年记忆；苏州，有她的闺阁往事；故国的山南水北，都散落着她的故人之思。

在昆明和北京，她都曾与三姐兆和和姐夫沈从文住在一起，颇多交往。她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下《三姐夫沈二哥》一文，言辞俏皮，字里行间浮现旧时情趣。沈从文去世，远在海外的充和无法归国吊唁，只得发来十六字悼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后来就刻在湘西沈从文的墓碑上。

在1943年，充和曾与师友在嘉陵江畔诗词唱和，写下《临江仙·咏桃花鱼》，那时她以少年心性写下“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而到了1971年，她身在大洋彼岸，在杂志中看到桃花鱼的画片时，却只能感慨“昔咏鱼诸故旧大半为鬼”，于是写下一首同题遣怀词，结语道：“最难沧海意，递与路旁花。”多少事，就这样化为无言。

2004年9月，“张充和书画展”在北京开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入口处，红色帷布上贴着一张黑白老照片：蒲团上，小桌旁，坐着少女时的张充和，看不出颜色的旗袍，两根粗长的辫子，表情平静而温柔。帷布下面站着90余岁的张充和：黑白斑驳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在脑后盘成发髻，裁剪合身的素色旗袍，裹住她瘦小的身躯，表情依然是平静而温柔。

数十年的更迭，国内外的迁徙，岁月在她脸上描上皱纹，但从未带走她内心的笃定与坚持。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其人其文，大抵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