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创新的土壤为何会板结？

陆家羲1979年4月间，他意外地在美国出版权威性刊物《组合论杂志》中发现：寇克满问题以及推广到四元组系列的情况，国外已于1971和1972年解决。这个事实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说：“我的第一个孩子、精神上的孩子（指的是相关论文），她有18岁了。可是她的命运真不好，18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对现代科学来说，更是一个漫长的时期，难道这里不寓有什么教训吗？我热爱科学，无论什么舆论环境下，什么工作条件下，也未曾动摇过，现在担心的是，要是有新作品又将怎样呢！”

1983年10月，陆家羲不幸去世震动了社会。吴文俊先生1984年11月3日在信中写道：“对陆的生平遭遇、学术成就与品质为人都深有感触。虽然最近社会上对陆的巨大贡献已终于认识并给予确认，但损失已无法弥补。值得深思的是：这件事要通过外国学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视(他们是真正的国际友人)，否则陆可能还是依然贫病交迫，埋没以终。怎样避免陆这类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是应该深长考虑”。

陆家羲，吴文俊，他们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希望总结“教训”，“深长思考”。整整三十多年过去，我们真的有人深长思考、总结过其中的教训吗？

虽然，国家领导人一再呼吁创新，但是，真正大的创新，一定是突破权威论断的东西。在一个强调君臣父子、官科、民科身份地位，将这些比科学真理看得更重要的环境下，创新只能寄希望于少数官封的“学科带头人”。再有一万个陆家羲，仍然无济于事。因为，陆家羲只是一个中学物理教师，官方从来没有册封他为数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他投稿《数学学报》的论文，岂止是“没有价值”，实在是“添乱”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