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怀念

葛维亚

       我家祖上先后生活在山东德州和河北顺天府通县（即现在北京的通州）等地。清朝嘉庆年间苦闯关东，先后落脚于辽宁大连、吉林农安、黑龙江拜泉、克东地区。到了祖父一代家境渐好，靠六个子女的辛勤劳动，成为拥有自己劳力、土地和牲畜(马、骡、猪、鸡等)，可以自耕自种的中农。祖父几个兄弟的子女，按长幼次序统一排行，我父亲排行第六，其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姐妹很多。全家人中，只有二伯读过一两年私熟，粗通文字。祖父在兄弟中排行也是第六，父亲小时由祖父做主，过继给他无子女的五哥，于是五爷、五奶就成为我的祖父母了。

       我的祖母五奶为人谦逊和善，虽目不识丁，却明辨是非，通情达理，聪明能干，智慧过人。对十六两一斤的斤两法心算既快又准。在父亲从事律师工作后，她耳闻目染，竟能初通法律，有时替父亲接待来访或口头咨询，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祖母心胸宽广，目光远大，非常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因而对父亲管教极严，要求父亲走读书发家之路。在父亲十二三岁时，祖父英年早逝，祖母靠自己和我亲生祖父、叔伯的资助， 供父亲读私熟、上小学、中学、大学。终于改变葛家多少代以来没有读书人的历史。也使葛家的一支终于从农村走向城市。

       父亲生于二十世纪初叶，自幼刻苦读书，奋发向上。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该校为国民党法律界王牌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法律界的泰山北斗、重要骨干，多数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崔敬伯、吴玉章、沈钧儒等为知名校友。在当时，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实力和知名度高于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曾在朝阳大学任教的陶希圣先在《朝阳大学二三事》一文中说“中国法学和司法界，朝阳大学出身的人才是第一流，亦可以说是主流，法学教育史上，朝阳大学应居第一位。在民国以《六法全书》为核心的法制体系的创建过程中，朝大学人始终参与其中，厥功至伟。我国非常著名的民主人士，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两届中央主席史良，1922年只考入名气比北京朝阳大学差的多的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系候补生。

       环境造人 ，对于一个出身贫寒，且已娶妻的农家子弟，从北大荒赴京求学，并非易事。在亲属全力资助和祖母决定之下，祖母、母亲协同父亲全家一道进京，在朝阳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安顿下来。

       进京后父亲埋头苦读，祖母和母亲支撑起生活重担，整日为人做些浆洗与缝补等手工，籍以贴补家用。        

       父亲在京期间，广结朋友和同乡知己。比较知名的有国民党政府司法界权威夏勤、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担任共产党解放区东北行政区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林枫、黑龙江省省长、共产党中央统战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的于毅夫等。

      1925年前后，父亲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正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之中，对国共两党进步人士，无情镇压。父亲虽成为国民党员, 却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仍埋头学习，对他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穷学生来讲, 读完大学，谋得一个差事养家糊口，才是头等大事。

       父亲在京学习期间，我的姐姐和大哥先后在北京出世，给本来拮据的家庭带来更沉重的经济压力，但也带来了欢乐与希望。

      1927年，父亲在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成为葛氏家族中第一代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知识分子。父亲毕业后，谢绝留京及去首都南京司法部门任职的邀请，尊母之命，带着对故乡黑土地的眷恋，毅然回归白山黑水，在东北一个省会中学担任训导主任，月薪大洋150元。这对当时两个银元可买一袋25市斤面粉而言，等于一步跨入高薪阶层，给家庭带来欢乐和希望，也给葛氏大家族带来一份体面。

       父亲所任教的中学，有三个极为活跃的学生，留给他的印象很深。一个学生是思想左倾的李X，中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在英国加入共产党。抗战开始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重庆解放，李X担任西南最大城市一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职，在无形战线上与敌特、反革命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份子作殊死斗争。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市前市长曹狄秋被诬陷为“叛徒”，李X被圈定为曹狄秋的亲信，又被诬陷为“外国间谍”，含冤入狱，后果凄惨。另一个学生是思想右倾的于斌，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中学毕业后去意大利罗马梵提冈神学院读书，后来成为中国和远东地区红衣大主教，威名远播，地位显赫。两个学生不同的命运，使父亲感慨万分，他多次对我讲，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决定了，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不要动摇。成人后我才慢慢理解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要做一个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第三位学生金焰，毕业后后去上海电影界，成为著名的影帝，先后与影星王人美，秦怡结婚，成为一段佳话。

       大约在1929年，父亲辞去中学职务，专门从事律师工作。曾担任市律师协会会长和东北律师协会理事。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他正直善良， 洁身自律， 处在伪满恶劣环境下， 多次保护和资助抗日人士， 避开日伪的迫害。他以其出众的才华和高尚品德在全省全市享有盛名，成为一位受人信赖尊重的大律师。父亲乐善好施，诚恳待人，经常接济贫困亲友，施恩从不图报。他心胸豁达，文明礼让，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为区区小事纠缠不休。父亲思维敏捷，具有雄辩之才，常以孔孟之道和中华古训教育子女。告诫子女“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与行”。父亲在“伪满” 时期，痛恨日寇侵略，从不与“伪满”和日本政界、军界权贵来往，并多次拒绝担任司法官员。但苦于生计，无奈的从事着律师这一自由职业, 内心深感不安。

       鉴于他上世纪二十和四十年代两次有着和国共两党接触的历史背景；鉴于他的清贫出身；鉴于他对自由、民主、世界大同的向往，鉴于他同情弱者和升斗小民的悲惨生活， 他对共产党的“反剥削，反压迫，反独裁，要民主”的主张出自内心的拥护。1946年初，他不随国民党接收大员撤离，却留守家乡，迎接共产党及其部队的到来。他与延安任命的黑龙江省省长于毅夫和省议会副议长、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老干部、黑龙江省统战部长张瑞麟是故交，来往密切。不久父亲也担任了省参议会副议长（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协副主席），成为当地最知名的民主人士，积极投入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去，认真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可是，他没有阶级观点，也不懂阶级路线，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对任何他认为正派的朋友，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什么历史背景，都尊敬有加，尽全力给予帮助。这样一来，也种下了被后来极左思潮扣上“敌我不分”、“包庇坏人”等罪名。自1947年东北地区借实施“土地法大纲”，大搞“土改连根拔”的左倾路线开始，经过“镇压反革命”、“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摧残，父亲的后半生，蒙冤受难，历经坎坷。竟管如此，父亲在自己的岗位上，爱国敬业，无怨无悔，直到高龄仍勤勤恳恳，谨慎做事，毫无怨言。晚年母亲离开人世，他形单影孤，居无定处，仍豁达开朗，对自己的逆境坦然处之。1975年退休，先后去沈阳、长沙、武汉、陕西兴平等地探望二三十年未能相见的子女。父亲来武汉前给我的信中写到：“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看你们和孙儿孙女们，然后了此一生……。”老人家的殷切、悲凉之情，怎能不令人凄然泪下!  在粉碎”四人帮”后，全面拨乱反正形势下，春风化雨，父亲沉冤得以昭雪。1980年，他应邀参加全省民主人士座谈会，据说还要恢复他副省级工作。可是谁能想到，会议期间，他因疲劳和兴奋过度，突患脑溢血在宾馆不幸去世，享年78岁。

        父亲生活在中国社会激烈大变革时期，他的坎坷一生和悲剧色彩深深带有历史的烙印，父亲对此非常理解, 因而不论何时何地, 不论处于何种逆境, 始终无怨无悔。以历经清朝、民国、伪满之身， 坚定与新中国同行，坚决跟着共产党一路走过来, 他一生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为了这一天, 个人受再大的冤枉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对我们几个子女谆谆善诱，总是要求我们朝前看，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好好工作，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人。

       父亲申明大义，顾全大局，委曲求全，无怨无悔，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是我们子女的楷模，他永活活在我们心里!

老北京朝阳大学校门

老北京朝阳大学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