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出版机构——南洋公学译书院问世，其在设立之初便确立了“为成才之助”“周知四国之为”的宏伟目标，出版了严复的《原富》（即《国富论》）等风行一时的书籍。发轫于此，198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由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迎来建社40周年。40年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将国际传播作为重要使命，与相关国家、地区共建了六大国际出版中心，出版了国内顶尖学者的英文著作百余种；出版社于2009开启的大飞机出版工程，陪伴了中国大飞机的成长，助力了中国大飞机的发展和飞行。

8月15日，由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成立40周年暨第七届科技出版“走出去”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举行。围绕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新时代科技出版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会专家分析了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新趋势，总结、分享了各自在科技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和新战略，提出了鼓励和支持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建议和路径选项。

科技出版一头连着科技工作者，另一头连着生产实践者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指出，做好科技出版是建设出版强国的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当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都强的时候，才是世界出版强国。科技出版的核心在于学术出版。我国现在教育出版的利润占到整个出版业利润的70%以上，离开教育出版，大部分出版单位活不下去，而经过疫情的冲击，英、美等国因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学术出版的比重已从过去的28%涨到了40%左右；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出版据不精确统计，5%还不到，增长空间巨大。“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传播精准可信的知识，应该是学术出版的看家本领。” 邬书林呼吁，中国前20年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成果，没有一项的论文是在国内首发的，这样的状况迫切需要改变。“要以自己优秀的学科、优秀的产业、优秀的技术为核心，来提升科技出版水平。”

对此，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也指出，科技出版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肩负着把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任。科技出版连着两头，一头是科技工作者，另一头是生产实践者。从科普的角度来看，科技出版还担负着将科技的规律、原理、概念通俗化并服务亿万人民群众科学素质的提高、烘托整个科技发展的任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陈华栋也认为：“中国科技出版要想走出去，首先要走进学术圈、走进行业圈，把学术和行业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国科技出版真正的高端化。”

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彭斌指出，一流期刊建设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国内的优秀成果留在国内的期刊上发表，“但这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没有招数，没有深入到科研一线，很难把好东西拿下来。”他认为，“做学术期刊有3个要点，第一是必须在线，第二是能够被找到，第三是能够被链接到。这个‘能够被链接到’很重要。”

人工智能时代，高质量的内容依然是出版业的优势

针对近期很“火”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励讯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张玉国表示，其实当前的人工智能对励讯集团而言，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大数据”这个词火起来之前，励讯集团已有20年做大数据的历史；在人工智能，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火起来之前，励讯集团已有超过10年应用AI的历史。在他看来，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产品眼下还面临偏见和事实错误、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挑战，甚至现在的人工神经网络教父还认为，AI可能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山姆·阿尔特曼曾表示：“我最想提醒人们小心警惕的是 ChatGPT的幻觉问题。”

张玉国介绍，《纽约时报》在今年5月17日曾报道，某位律师在法庭诉讼中，引用了若干司法案例，由于这个律师在前期的文书准备过程中，使用了ChatGPT，其中有7个案例都是ChatGPT虚构的，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他因此不但输掉了官司，而且今后能不能继续从业都成了问题。在张玉国看来，相比较而言，出版业的独特优势在于：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出版业最擅长的事就是策划、编辑、加工、出版高质量的内容。出版业拥有极其有经验的编辑团队和内容把关团队。过去300年，电报、电话、管沟、电视、互联网都从来没有让出版业消亡，人工智能也不会。

“对于我们做出版的人来讲，AI时代还是内容为王。具体怎么做，励讯集团20年未变的战略是‘提供高质量、可信任的数据（内容）+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 关于什么是用户需求，张玉国说：“就是科学家、律师等专业人员的痛点，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价值。此外，要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和平台，包括负责任的AI使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