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真相的勇气

　　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流行的多是对“好人”尤其是“伟人”锦上添花，而对“坏人”落井下石的传统。不少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已经习惯于“主题先行”，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动机就是为了迎合时势的要求，而非探寻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本身。正因如此，只对事实负责、“替坏人说话”的勇气才尤其显得可贵。

   袁世凯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坏人”之一了，其最为世人唾弃的行为之一就是出卖戊戌变法的志士们，向荣禄和慈禧告密献媚。100多年来，众口一词、几成铁案的说法是：维新派眼见失败在即，只有将赌注押在一向以开明示人的袁世凯身上，由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提出“杀禄围园”计划。袁世凯当面慷慨表态“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转身却去荣禄那里告发了，导致戊戌变法全盘皆输，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郑焱教授在《碧血丹心谭嗣同》（新华出版社）一书中综合多家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资料考证和严谨的逻辑分析，指出西太后发动政变与袁世凯毫无关系，事实上袁世凯是在光绪被囚、康梁潜逃的背景下才“事后告密”的。

   史料永远都是硬通货。郑焱教授首先从时间上推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9月18日，袁世凯20日上午觐见光绪帝，当天返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9月21日上午，以当时的交通、信息水平，绝无荣禄此前“跪禀”的可能。再从慈禧政变时的各种谕旨、训词来看，也未有一字一句提及维新派欲 “杀禄围园”的阴谋，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忤逆大罪，以慈禧的性格，绝不可能不严加追讨，而身为直接罪魁祸首的谭嗣同此时却根本未在捉拿之列。直到24日凌晨，谭嗣同才在浏阳会馆被捕。事情的真相是，21日晚，身在天津的荣禄才得知太后重新训政、下旨捉拿康梁的消息。见机行事的袁世凯立即“跪求荣为做主”，告发谭嗣同夜访之事。

   应该说，郑焱教授所做的这一番史料考究与逻辑推理并没有特别曲折之处，何以史学家们就长期让袁世凯背着这个黑锅呢？说到底还是我们“痛打落水狗”的思维惯性使然。一个业已定型的坏人，我们总是更愿意让他去承载多种历史罪责，也不敢担负“替坏人说话”的罪名。 （摘自1月8日《杂文报》作者魏剑美）

独未“看透”自己

　　想到提拔无望，便“看透官场”了；看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 ‘潜规则’”，便“看透社会”了；念及亲人离世，便“看透人生”了……“看透”了，于是便“看准”钱财了，然后是，“在学校基建工作、人事任免、人员调动、学校招生、办学等方面”以权谋私、收受贿赂了。然而，钱进来，人进去了。这个人，就是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教育局原局长方小健。

   终于，掌管教育的原局长悔恨交加了。悔恨之余，便回顾“失足史”，“总结”出来的“教训”是，由于三个“看透”。

   已经长期担任领导干部了，稍长时间“原地踏步”，便心理不平衡，并“看透官场”；虽然后来还是得到提拔重用，却又有新想法，曰“反正自己也提拔不了”，于是，愈加“看透官场”。

   官场“看透”，接着便“看透社会”。一“看透”之下，在方小健的眼里，便都是有钱老板的潇洒，并且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都来冲击自己的头脑了，于是又想到“潜规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一下，可就无复顾虑，一身轻松，收钱的手臂伸出去毫无沉重之感了。

   引人深思并发人深省的是，“看透官场”、“看透社会”、“看透人生”者，独未“看透”自己。

   （摘自1月8日《中国人事报》作者 蹇庐氏）

张爱萍：写史不能“宜粗不宜细”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编纂 《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有一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涉及新四军第三师历史上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曾任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已经逝世，我们就寄给张爱萍请他审阅。由我起草的信中提出，拟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修改这篇文章。

   张爱萍非常仔细地阅读了那篇回忆文章，对文中所写的史实作了十七处订正，八处补充，在提法上也有七处修改。他对我们信中所说的“宜粗不宜细”表示不能同意。他在写于1988年11月30日的信中说：“写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既不自吹或夸大其词，也不贬低或不提。什么宜粗不宜细？又怎么叫粗，怎么叫细呢？重要的是真实的再现。只要符合真实历史情况就可写。见不得人的事，作为历史也不必回避。好坏自有人民评论，不是哪个人说了就算的。请所有写历史的同志参阅批评。 ”

我对这段话读了好几遍，深受启示和教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包括那些不该发生但是竟然发生的事。我们既要为历史上的胜利、成功而自豪，也要从历史上的失败、挫折甚至内斗内耗吸取教训。回避是不必要的，还是将真相留给后人为好。（摘自《大江南北》第1期 作者 丁星）

春运是一种文化现象

　　《文汇报》1月19日刊登冯骥才的文章说，春运是近二十年出现的最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前些年每逢春节都会出现的一个话题，就是年的淡化。淡化的原因有二，一是生活方式的骤变，致使数千年里超稳定的生活中形成的严谨的年文化松解了，而一时又难以构成新的年文化体系；二是由于我们对年文化的无知，把传统习俗视为陈规旧习，认为可有可无，主动放弃，如燃放烟花炮竹和祭祖等等，失去了民俗的节日自然变得稀松平常。就在这时，春运形成了。回家过年，亲人相聚，脱旧穿新，祈安道福，以心亲吻乡土里的根。

   春节，时处大自然四季周而往复的节点，也是生活阶段性的起点。人们心中的寄寓与祈望就来得异常深切。在民间生活中，这种精神性的东西都要以民俗为载体，所以民俗中每一事项，莫不有着精神内涵，有魂。比方年夜饭的魂是团圆，放鞭炮的魂是驱邪，拜年的魂是和谐，贴春联福字挂吊钱的魂是祈福等等。节日的本质是精神的。看似一些民俗形式，实则是人们在高扬心中的生活情感与理想。如果我们不从文化上、从精神上去看节日，就不明白节日为何物，不经意间随手丢掉。

黄永玉笑论世相

　　牙痛，就忘了全世界；牙一好，就忘了牙医。

   吓人的人，以为吓人最可怕。

   画上的白，不用白画。

   有时，你搏命得到的东西，终究发觉不是你的目的。

   胜利的全部内容是克服。

   一只体面的河马有自己的仪表，不论腰身。

   世上有六种人：做了再想，边做边想，想了再做，做了不想，想了不做，不做不想。

   说谎的人，最怕记性好的人。

   花钱、劳累、受气、不安全、受骗上当、最坏的食物、浪费了时间……一系列的苦难历程到末了还喜形于色，向人夸耀，这种行为叫“旅游”。

   多为瓶子设想，破的机会就少。友谊也如此。

   写文章跟拍电报那样计较字数，一定是篇好文章。（摘自《斗室的散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黄永玉）

小我

　　据《孔子家语》上记载，楚恭王好打猎，一天在围场里追逐一头野兽，纵马飞奔，回来时才发现自己一张心爱的宝雕弓遗失了，非常懊恼。

  随从安慰他说：“大王，你还记得大约在何时何地遗失的吗我们替你找回来。我想，围场附近的老百姓是没有胆量隐藏大王御用的宝雕弓。”

  楚恭王释然地说：“算了，楚王遗失一张宝雕弓，大不了还是楚人捡去的，何必麻烦寻找呢?”此事过后，人人称赞楚恭王“宽宏大量”。

  孔子听到此事，感叹地说：“度量还不够宽宏啊。如果改一个说法，说‘人遗失了弓，人拾得了弓’，多好添一个‘楚’字，多么小气。” ﹙摘自《意林》第三期作者蔷薇﹚

含泪的笑

　　吴祖光幼时因戏爱人，喜欢趴着戏台板缝窥视其内。这天，他偶然回头趴看那条板缝，只见那小孩刚下场，师父叼着旱烟袋，站在下场口监戏。

   正当这个演小丑的孩子红头涨脑一脸得意下来，那师父迎头就是两耳光，打得非常狠！那孩子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猛挨两记耳光，眼泪马上流下来。师父用手轻轻一指，孩子立马噤声，不敢哭了，只提起袖子擦擦眼泪。接着，场上锣鼓催起来，他又得上场了。他出台后，立刻进戏，仍旧是那个小丑，仍旧嬉皮笑脸，一点也看不出刚刚在后台挨了揍！观众仍被逗得笑声哄堂。

   吴祖光说这件事在那些小演员中也许很平常，“但是给我的刺激可太不平常了。一个那么受观众欢迎的演员，演得那么好，得到了观众的鼓励、喝彩，为什么到了后台，却被师父狠狠地体罚呢？他在后台挨打的时候，正是他在台上最受观众欢迎的时候，这两种待遇太不相同了。更难得的是，只有十岁的小孩，他就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知道上了台之后，他就是戏里的人物，戏里头是个喜剧人物，就不允许带有一点点的悲伤。他刚受了一肚子的委屈，要哭都不许哭，却要进行喜剧的表演来感染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这个小孩修养到这个程度真是不容易，就是说他含着眼泪笑着给别人看啊！ ”（摘自《报刊精粹》第1期作者裴毅然）

无关仇富有关规则

　　瑞士圣加伦法院前不久开出了一张 “天价罚单”，其罚款金额高达29.9万瑞士法郎 （约合200万人民币）。

   瑞士法院开出“天价罚单”的原因很简单：司机是一个富翁。瑞士人认为，对富人来说，现行的违规驾驶罚款犹如“九牛一毛”，对富人的制约很少，导致富人违规率很高。 2007年瑞士曾举行全民公投，允许法官依个人财富决定罚款多寡。

   如果你以为重罚富人仅仅是瑞士一个国家的个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据德国《明镜》周刊称，“天价罚单”反映了一些欧洲国家重罚富人违规驾驶的趋势。目前，德国、法国、奥地利和北欧国家，都已经制定了根据个人财富调高交通罚款金额的做法。这些驾车违规行为包括超速、对交警不尊重、不礼让行人、乱按喇叭等。

   就事论事而言，重罚富人违章，无关仇富，有关规则。人们的社会财富不平等，在同样的交通违章罚款规则面前，或许还有其他惩罚性规则，可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约束力。 “老子有钱”，全世界富人普遍的心态自以为可以不把法规当回事。 “不就是罚几个钱吗？老子不怕”，这恐怕也是全世界富人的潜意识。所以，同样的罚则，对富人与穷人，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我们的法律制定者倘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一些法律、法规对那些富人没有约束力。（摘自1月15日《北京晚报》作者苏文洋）

改革开放确立国人现代财富观

　　《北京日报》1月18日刊登葛剑雄的文章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义利观”长期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这种对立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根本的转变。

   传统社会中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不少人对此存在误解。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是 “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历朝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重要基础就是权力。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大力宣扬儒家学说中的重义轻利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对立的 “义利观”。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纠正了对财富的扭曲观念。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敢说“富是光荣的”这样的话吗？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就是“饱暖思淫欲”之类。因此，是改革开放确立和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财富观。

父亲黄万里的教诲

　　我父黄万里对我教育甚严，择其要点如下：

   ●必须尊重农民；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必须戒骄戒躁。

   ● 必 先 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

   ●有秩序地生活：看重时间——活泼我精神。

   ●深于一行，仍应广通。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

   ●不断地实地工作，在工作中求进步。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

   ●生平服膺一“义”字，故有大批人相从工作。

   ●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从不留恋舒适生活——心地善良，古道热肠——热爱生活，热爱孩子。

   ●在科技领域里要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做起，不怕艰苦，甘于寂寞。

   ●知识要广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未想，不人云亦云。

   ●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热情来搞水利的。（摘自《文苑》第2期作者黄家风）

不同的“后排”观

　　我工作的一所学校在郊区，学校通往城里的公交车总是很挤。有一次我和一名学生进城，上车的时候，车里的人很少，学生却一定要拉我到最后一排去坐，我很诧异，问她说：“前面有位置，为什么我们要坐最后呢？ ”

   她悄悄地对我说“这趟车人特多，我敢保证，我们坐在前排的话，迟早都是要站起来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的。 ”

   后来的一天，我和一位叫汉克的英国留学生去办事，也坐公交车，大概要坐三站路，很近。我上车后准备坐前排的，但是汉克拉着我就坐到后排去了。

   我提醒汉克说：“我们只坐三站就到了，为什么不坐前排呢？ ”

   汉克很吃惊地看着我说：“难道我们先上公交车的人不应该先坐后排吗？”

   轮到我疑惑了，我问：“为什么先上来的就要坐后排呢？ ”

   汉克说：“在我们英国，先上公交车的人都是从后排坐起的，因为这样可以方便后面的人上车啊！ ”

   回去之后，我找了一个在伦敦生活过的教授一问，教授笑着告诉我：“没错，是这样的，这是他们恪守的规矩，这样可以让车厢整洁而不至于拥挤，更重要的是，让后上车的人能在短时间就顺利坐好。另外，他们的公交车上从不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公交车的前两排为这些人的专座……”  （摘自 《青年文摘》第3期作者骆驼）

用人成败的三句话

　　古人曾子有句话说得好：“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用师者王”就是领导者非常谦虚，尊奉真正贤能之人为老师，从而“王天下”，成大功。

  例如周武王用姜太公尊之为国师，其后文王逝世，武王继位，又用姜太公并尊为尚父。

  汤用伊尹，齐桓公用管仲尊之为仲父，燕昭王用郭隗，都是用师。“用友者霸”就是领导者对下属像兄弟朋友一样。例如刘邦用萧何、韩信、张良，苻坚用王猛，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用徒者亡”则是指专用言听计从、唯唯诺诺、顺人喜好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

  这是曾子体察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用人大原则，也是古代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办法。   ﹙摘自《意林》第一期作者佚名﹚

海鸟嘴里的那截木棍

　　《鸟类世界》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种海鸟，它能飞越太平洋，靠的仅仅是一小截树枝儿。飞行时，它把树枝衔在嘴里；累时，它把树枝放在水里，然后站在上面休息；饿了，就站在上面捕食。试想一下，如果它带上鸟巢和足够的食物，还能飞得动吗？同样，成功也不能一味苛求条件，再好的条件也有可能成为捆绑在翅膀上的黄金。

   可如今许多人创业，就是依赖条件。海湾地区一些王室家族的后代很少有科学家、艺术家和奥运冠军，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就是翅膀上的黄金。去年的欧洲金球奖得主阿根廷人梅西十年前还是个“侏儒症患者”，梅西在11岁时被诊断出生长激素缺乏，而这会阻碍他的骨骼生长。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费用，因此全家决定移民西班牙寻求解决之道。可这样的身体条件没有限制梅西热爱足球，九年后，他成了世界足坛的巨人。    （摘自1月21日 《文汇报》作者阮直）

成本的笼子

　　对于树木保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法律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在城市里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砍伐树木，否则就要被判坐牢。

   如果这棵树真的非砍不可，当事人必须向政府写报告、打申请，城市园林部门接受申请后要到现场进行调查、拍照、取证，这中间的审批过程需要三个月。这还不算，要砍树时，树主还得向砍伐机构付款，一株小孩胳膊粗的树，主人得付200美元，而大一些的树，则需要付出几千甚至几万美元。

   想一想，砍一棵树的成本如此之高，谁还能砍得起呢？而当地园林部门回答说，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项法规颁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想砍树的人砍不起树。

   事实上，正是这种成本的约束，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城市绿化达到了世界最好水平，城市里的人也如同生活在森林里。

   不要以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天生就懂得爱护树木。事实上，每个人的行为都像一只不驯的猛兽，驯服它的最好办法是笼子，这个笼子叫做成本，如果能把成本加大到人人都砍不起树、吐不起痰时，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摘自《时代青年》第1期作者感动）

好一个居住40年是极限

　　苏文洋在1月20日《北京晚报》撰文说，近日看到《深圳商报》有关二手房折旧问题的报道。专家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建筑水平看，30年后房屋出现危楼的可能性很大。我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建的房屋，当时也非常好，可以说不计成本，但是到了现在，却显得十分陈旧，房子漏水、楼板出现裂痕，有的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再住人。房屋使用年限，就是房龄。房龄越大，折旧越高。一般说来，砖混结构房屋的使用期限是50年，那么每年的平均折旧率为2%；钢筋混凝土房屋的使用期限是70年，那么每年的平均折旧率为1.4%左右。我猜想，我国的房屋产权70年，大概是根据钢筋混凝土房屋的使用期限而来的。一定是当年建设部的专家们出的主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专家现在又说：目前，我国房屋的产权是70年。但是，实际上这一年限是达不到的。按照目前我国的建筑水平，一般以居住30年为宜，40年则是极限。

   好一个房屋居住30年为宜，40年则是极限！楼龄变低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屋质量下降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今后十年二十年，人还活着、产权还有而房屋却不能住了的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又如何解决？

有感于“杜氏公式” 　发布时间： 2010-01-26 16:57　来源：文摘报

　　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当年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干到户”，给争论了30年的“原则”问题以明确的答案，迅即给广袤的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杜老有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日后被人称之为杜氏“公式”。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到瑞士圣加仑市郊参观一个苹果园，农场主约瑟夫和他的母亲一道经营着95公顷的苹果园，不仅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而且实现了硬件电脑化、软件社会化。参观苹果园后有人提出：给约瑟夫划阶级成分，到底该划什么？

　　拥有95公顷土地，标准的地主；大量的动产不动产，地道的资本家；长年累月在地里劳作，有国家颁布的“农民”证书，标准的农民；所有机器仪表亲自操作，自食其力，典型的工人；有自己的实验室，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科技工作者；种的苹果20%直接售出，80%卖给超市，也是商人。我们已有的理论规范实难界定。也许这是一种新人，一种可以称为地主、称为资本家，又可以称为工人、农民，也可以称为商人、科技工作者的“四不像”人物，一种新的生产力的代表。由此可见，“可以”的天地是相当辽阔的。事实证明，如杜老“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是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的。

　　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有“可以”还须有“不可以”。但窃以为还是得以“可以”为主，“不可以”为辅，这是民主法治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尺之一。 （《人民日报》1.16　符号文）

当代中国人有哪些“生活动力”

　　所谓“生活动力”，即指人们有意或无意中用以推动自身在整个生命进程或生存与发展中不断前行的内在力量。

　　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动力是由几个相对稳定的因素构成的，近年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有效样本数为4989人）结果显示，当代中国人比较强的生活动力有：

　　（1）子女发展期望，主要表现为努力为子女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2）追求家庭幸福，认同“只求家庭生活舒适和谐”的人数超出总体的九成；（3）财富追求；（4）人际比较，有九成多的人希望在生活中做到“让别人看得起自己”；（5）追求一生平安。此外，对于做好本分、自我实现、追求社会贡献、追求生活情趣也得到不少人认同。

　　分析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生活动力与社会稳定心态的关系相对密切。具体地说，追求家庭幸福的生活动力对社会稳定感具有正面的影响,追求家庭幸福，做好本分、财富追求、子女发展期望、自我实现及追求一生平安等生活动力对社会稳定信念的形成能产生积极的意义。

（《北京日报》1.18　李音　陈午晴文）

耐人寻味的“傻” 　

　　汉代，有一个人叫刘平，带着母亲逃难。一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刘平只好把母亲藏在一个洼地，一个人去找吃的。结果，他碰上了一伙饿贼，贼抓住他，要把他煮了吃掉。他连忙跪地求饶，并发誓说，如果能放他回去，让他的母亲填饱肚子，他一定回来，决不食言。群贼被他的孝心感动，放了他。

　　刘平找到吃的并伺候母亲吃饱之后，说明情况，拜别母亲，真的回来了。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汉代人，叫荀巨伯。一天，去城里看望染病的朋友。正赶上胡族入侵，城里的人都跑光了，但荀巨伯没有跑。他说，我不能在这种时候把你扔下。胡兵很快发现了荀巨伯以及卧病在床的朋友。胡兵很纳闷，问他为什么不跑。荀巨伯说，朋友有病在这里躺着，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即使死我也要和他死在一起。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故事的结尾：

　　当群贼看到刘平真的返回来后，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守信的人，他们非但没有难为他，还恭恭敬敬地把他送走。而那些胡兵，听完荀巨伯的话后，感慨地说，我们这是无义之师攻入了有义之邦啊。在愧怍中，胡族竟然退兵而去。

　　我们不缺聪明人，我们缺的，是像刘平、荀巨伯一样的“傻子”。聪明人营造出的，只会是越来越自私的内心以及越来越庸俗的世界；而“傻子”们构建的，却可以是立世的范本，是社会的底蕴，是民族的脊梁。 (《杂文报》1.22　马德文

（原文写于2010-02-02 11:49:10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