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转变

   《学习时报》10月 9日刊登高放的文章说，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上曾经有过三次重大转变：第一次转变：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变为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49—1956）；第二次转变：从“以苏联为戒”转变为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1957—1978）；第三次转变：从突破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9—2009）。

   分析三次转变的轨迹、原因、性质和后果不难看出，第一次转变是由于急于求成，其性质是急变，但是情有可原，取得可观绩效；第二次转变主要因胜利冲昏头脑，更急于求成，又对形势判断失误，其性质却是蜕变，固然出于好心，但是违背客观规律，结果变糟了，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三次转变则是源于吃大堑长大智，迷途知返，重新探索，其性质是善变，变为善于掌握客观规律，开辟不发达国家通往社会主义新路。

   文 章 认为，只要珍视这 第 三 次 善变，再实干苦干巧干4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国就必能较为全面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那时，这次善变经过渐变到突变，经过量变到质变，大体上就可以划上较为圆满的句号。

发达国家界定的变化  

   有读者问，最近在媒体上看到韩国人认为韩国10年后会成为发达国家，不知发达国家是如何界定的？《环球时报》10月 14日刊登刘姝的文章作了回答。

   衡量发达国家的标准是备受热议的问题。其中经济方面公认的标准是较高的人均GDP。按 1995年前后的标准，人 均 GDP在8000美元以上加上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可基本定义为发达国家。近10年的发展，使8000美元这个标准已经落后了，2005年提高到10000美元左右。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应具备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相关衡量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

   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公布的。因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衡量人类发展的唯一指标，因此加入了两个与生活质量有关的指标——健康和教育，包括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描述发达国家 “应是允许所有公民在安全环境中享受自由和健康的生活”。联合国2009年10月5日发布 《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到，截至2007年，有38个拥有较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属于发达国家。

中国政改的特点是问题推动制度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10月12日刊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问题推动制度。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往往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地通过解决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等等，逐渐地规范化，成为一种制度或者法律的。一种矛盾、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惯例，第三次是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针对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来讲更稳妥。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增强民主与科学，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事，包括发展基层民主等。而且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搞试点研究，经过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推广。例如现在在四川的雅安、浙江的台州等地，就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通过试点，用实践来检验制度是否有生命力，这对人民、对国家是负责任的做法。

为何“吝惜赞词”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评价中心发布的 《2009年广东省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红皮书》显示，广东省的公众对政府满意度指数为4.97分（总分10分），为“一般满意”，而总体趋势是收入越高，满意度越高。

   社会的温度，是由弱者的冷暖来标记，而非由强者的欢呼决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困难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平衡各个社会阶层的诉求。让弱者保暖润心，形成政府和民众良性关系，这也是和谐社会的要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过，贫困不单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这种不足，更多体现在我们的工作，没有给予弱者改善自身处境的足够空间。只有困难群众能合理分享发展带来的成果，并能以自身努力获取发展的机会，他们才会对政府和社会 “不吝赞词”。

   作为纯民间的第三方评估，这样的数据未见得完全真实，但至少其中透露的信息，对我们改进工作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摘自10月14日 《人民日报》作者雷磊）

获奖者的理论早已渗入中国实践  

   据《国际先驱导报》10月15日报道，有些人士对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奥利弗·威廉森共获诺贝尔经济奖，表示“意外”。其实对中国学界来说，两位得主并非陌生人。

   在中国，制度经济学是学经济的学生的必修课。中国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介绍，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和创始者人之一，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著的、引发了一场“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几乎是经济学界的必读之作。在其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张五常、周其仁等一批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

   对于威廉森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接受媒体采访时以威廉森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为例，文章里面讲如果信息不公开，如果有交易成本，那么拍卖的价格不会合理，很可能会越拍越高。平新乔认为，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比如房地产业的土地拍卖问题。

   奥斯特罗姆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同样不小。对于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学者和学生来说，奥斯特罗姆夫妇的著作都是必读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文钊介绍，中国的政府改革、治理模式等方面已经在践行着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奥斯特罗姆夫妇的著作已经被列入中央国家机关的阅读书目中。

高纯度的结合

   几年前，参加一个心理学课程，主持人说：“你会成为你最憎恨的那个人。”这句话如雷贯耳。憎恨父亲的儿子，通常是跟父亲最相似的；憎恨母亲的女儿，也最像母亲。我们非常憎恨某人，不知不觉间，却变成像对方那样的人，这不是最大的笑话吗？某人憎恨上司，离职后，仍然在别人面前咒骂她，然而，每个人都觉得她们两个人其实非常像。

   我们憎恨某人，也许是在那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为了不想变成同类，于是切齿痛恨，却又因恨得太深，一不留神，便会变成那个人。为了不要变成我憎恨的人，我唯有尽量不去憎恨。我宁愿变成我爱的人。

   因为欣赏一个人，才会爱上他。假使要选择成为另外一个人，自然就希望成为他。要像他那么仁厚，要像他那么睿智，也要像他那么有风度，又或者拥有他那双好看的眼睛。

   人会变成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吗？朝夕相对，天长日久，一天，你发现，你原来拥有了他的眼神。你在自己身上看见他，也在他身上看见自己，这才是纯度最高的结合。 （摘自《杂文月刊》第9期上作者张小娴）

有必要重温执政为民的两个出发点  

   《人民日报》10月12日刊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李君如执笔）的文章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的两个“公式”非常必要。一个“公式”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另一个“公式”是：“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个出发点并不总是完全统一的。强调这两个出发点，就是提请人们注意，既不能因为决策是符合实际的科学决策，就在群众还无法承受的情况下强制群众接受；也不能因为决策是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就不顾客观实际的许可与否强制推行。

翦伯赞拒稿  

   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青年要做到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多次向学生介绍自己锻炼身体的经验：爬山和淋浴。马老每天下午驱车颐和园万寿山脚下，然后攀至佛香阁；每天淋浴时变换水温，由热至凉、再转热。

   马老后来还将这健身的经验写成文字，送到北大学报编辑部。当时学报主编翦伯赞却婉拒了这篇稿子，说北大学报是要同外国著名大学交换的，这稿学术性不太够，发表后影响不大好。一个学报主编敢拒绝校长的稿子，而校长也不以为忤，这些都是前辈风范，现在成为绝响了。

   据说马老也嘟囔两句：毛主席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这些都是自己实践得来的，怎么不是学术？ （摘自 《美文》第10期作者张华）

二氧化碳可当资源利用 　

　　第三届“碳封存领导人论坛”部长级会议日前在英国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二氧化碳不是废气，应当作资源来利用。”

　　万钢部长说，二氧化碳的应用可以是多方面的，目前中国已有北京高碑店热电厂将捕获后的二氧化碳用于保鲜，河北新奥集团用其来培养海藻，中石油则利用二氧化碳来驱油，

还有一些研究项目试图利用二氧化碳来中和盐碱地。万钢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开发新技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目前中国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中国在新能源的开发上，一定能够发现和找到新市场。

　　（《科技日报》10．15　何屹文）

出汗不一定燃脂 　

　　很多人追求运动后满身大汗的感觉，“脂肪好像都被燃烧掉了”。甚至连桑拿、热瑜伽等“出汗运动”也被作为减肥运动的首选。

　　其实,出汗跟燃烧脂肪并不是一回事。出汗是人体为了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维持内环境的稳定。出汗的最大“使命”就是维持体温，这是运动等主动性的排汗，如果是桑拿等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而

带来的被动性的排汗，能量消耗就更小了。所以出汗跟燃脂不是一回事。燃烧脂肪，只与是否运动或者是运动的方法有关。 　　(《健康时报》10.15　赵纪生文)

国产大片受质疑 　

　　“国产大片有骄人的票房成绩，但不值得骄傲。”在第十八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主流大片与中国主流文化”论坛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以“缺失民族传统文化”评价目前的国产大片，还批评《赤壁》一味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践踏，根本不足取。在他看来，《建国大业》虽有惊喜，但情节类似于幻灯片，叙事并不完美。

　　现在谈到国产大片，离不开大明星、大制作、大宣传和高回报。《无极》、《投名状》、《夜宴》等大片都是大导演、大明星拍摄。“国产大片大多只关注主演和投资，而忽略了观众的情感，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晓云表示，古装大片内容题材虚幻，表现宫廷权谋之类的情节违背了时代的主流价值，不适合今天观众的心理需求。与会专家还批评，《满城尽带黄金甲》、《南京!南京！》等国产大片对观众的价值观冲击很大，没有表达美好的情感。

　　跟国产大片普遍口碑不佳的状况相比，近年热映的电视剧比如《士兵突击》、《闯关东》、《潜伏》却得到不同年龄观众群体的推崇。“这些电视剧很注重表现信仰、责任这类积极的主流价值观，也影响了青少年观众。”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周由强说，国产大片可从这些电视剧中受到启发。

（《北京日报》10.16　周南焱文）

容志行谈中国足球 　

　　第十一届全运会足球比赛，只设置了U20和U16岁两个组的比赛，可以看成是青少年比赛。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容志行认为，“中国足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儿时期基础没打好。这次全运会我看了U16(16岁以下)组的比赛，感觉这些孩子的基础太差了。由此我预测，未来十年，中国足球的水平还是不会很高。”

　　容志行是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足球的代表人物。中国体育界唯一用个人名字命名的精神“志行风格”，就源自他在赛场上高超的技术和对对手充分尊重的良好赛风。

　　容志行这次来山东是参加全运会期间的先进体育工作者表彰活动的。他说:“作为足球界代表参加这次表彰活动，我心里很惭愧。站在我旁边的哪个不是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我算什么？其实退休之后我也总在想，怎么才能让中国足球上去，自己为中国足球翻身做点什么？”

　　容志行认为，青少年球员基础差，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现在球员的培养主要依赖俱乐部，但多数俱乐部只重视一线队伍，二三线队伍不好好抓；二是青少年教练的水平需要提高。

(《工人日报》10.18　宋澎文）

央企越庞大越有社会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09)》(简称《报告》)指出，中央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远远领先于民营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报告》评价的中国100强企业有80家国有企业、11家民营企业和3家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平均得分33.1分，民营企业29.6分，外资企业2.7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名列前三位。

　　《报告》观点引发一片质疑。千龙网评论员志灵在网上尖锐地指出：“向来我们在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时有一个误区，即认为谁捐的钱越多，谁的社会责任感就越强。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财大气粗的央企肯定是社会责任感最强的企业。但是，以捐款多少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这样会很狭隘，也很偏颇，与国际通行的包括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标准、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等综合标准相去甚远。虽然《报告》不是单纯以捐钱多少为标准，而是按照责任管理、市场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责任四位一体的模型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但公众却不大清楚央企的社会责任究竟高在哪一块。” 　（《羊城晚报》10.20　李晓莉文）

大学通识教育如何体现  　

演讲人：黄坤锦（台湾中原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演讲题目：大学通识教育：心灵的攀登

演讲地点：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

　　“通识教育”具体如何实现？以土木系来讲，开授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力学等，都属于专门教育的范畴，但这是不够的。一个读土木建筑的人，还必须选读美学，让人住的房子不但要坚固还要美；修读伦理学，绝不做偷工减料、不顾使用者性命之事；修读生态学——现在不少城市里新盖了很多大房子、新式小区，却把周边原来的水路、鱼虾要过的河川全部给破坏了。

　　以法律系为例，民法、刑法、海商法等只是专门教育，法律系的同学还一定要读伦理学，知道读法律的用意是什么，懂得如何守法、护法、正法。

　　再以文学院为例。我曾听到过“文学院不需要学通识”的话。各位想想，这种看法对不对？错！大错特错。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无论是中文系或外文系，读的都是语言学、音韵学、文学理论等，而所有这些也只是关于文学的“专门教育”。如果想在文学领域有所作为，还需对文学以外的人类世界有更广博的涉猎。

　　因此，无论你来自怎样的专业背景，通识教育与各位都有关系。通识教育包括人文、社会、自然三大部分。这也就意味着，人文学院的学生还要学习社会、自然；读社会科学的，还要学习人文、自然；读自然科学的，要把人文、社会都补充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识教育的科目、教学，一定要能够探讨到人类精神的自由、心灵的满足、生命的尊重、生活的价值、资源的善用、宇宙的和谐等。只有能够探讨到这些本质内涵的学科及课程设计，才能称得上“通识教育”。 （《解放日报》10．18）

这类调查不科学

　　当前，媒体上名目繁多的调查不一而足，其中有很多调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调查。这些所谓的“调查”经常犯的错误有三种：

　　第一种是过度概括，即调查数据不足以支撑调查结论。比如，某记者报道购房者对于房价态度的新闻，专程赶往周末房展会现场，随机采访了5名购房者。结果3人认为房价过高，1人认为可以接受，1人没有明确看法。由此，记者写道：六成购房者认为房价过高，20%的认为房价可以接受。这就是典型的过度概括，5名购房者的意见并不足以“泛化为”成千上万名购房者的态度。

　　第二种是非逻辑推理，即调查者凭主观意志臆测结论，调查数据与结论之间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比如调查显示，收入在1000美元及以下的家庭，不良少年百分比是20%；收入在1000至24999美元的，不良少年百分比是15%；收入在25000至49999美元的，不良少年百分比是10%。调查者据此得出结论：收入越高，犯罪行为越少。这里，调查数据实际上只显示“家庭收入”与“不良少年”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证明“家庭收入”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是调查样本不具有代表性。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在媒体上请你为某件事、某个人投票的问卷。这种调查的最大问题是样本不合理，因为这些参加投票的受众（样本）很难说能够代表研究总体。最明显的反证就是，那些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浏览网站的受众根本无法在样本中得到体现。

　　不科学、不严谨的调查，非但不具有学术或社会价值，反而会遮蔽真相，误导大众。因此，一定要加强统计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减少人为的技术性差错。 （《北京日报》10．19　叶再春文）

诺贝尔奖七大争议事件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诺贝尔奖历来被全世界最广泛的关注。英国《泰晤士报》盘点了诺贝尔奖史上七大最具争论事件。

爱迪生拒绝领奖

　　因为仰慕爱迪生，1884年物理学天才尼古拉·特斯拉来到美国加入爱迪生的公司。可后来，他发现，他和爱迪生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爱迪生注重实践，是位凭经验在摸索中进行发明的人；特斯拉注重理论，他认为实验必须要有理论依据做基础，而像爱迪生那样光一根灯丝就做了1000多种尝试的做法是愚蠢的。

　　有一次，特斯拉同爱迪生谈论起发电机的几种潜在的改革可能，爱迪生轻蔑地说：“如果你能做成，付你5万美元。”特斯拉用几个月的时间对发电机进行改革试验，把改革后的附件装入发电机后，他完全成功了。当他向爱迪生索取5万美元时，爱迪生却回答说：“特斯拉，你不知道我们美国人爱开玩笑吗？”

　　多次的冲突之后，特斯拉愤然从爱迪生的公司辞职。1912年，由于特斯拉和爱迪生在电力方面的贡献，两人被同时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两人都拒绝领奖，理由是无法忍受和对方一起分享这一荣誉。

苏联阻止作家受奖

　　1958年，鉴于《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变得十分微妙。有关小说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西方有些人借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和字句攻击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苏联也开始反击。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决不挽留。

　　帕斯捷尔纳克对事态的发展始料未及，便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的委曲求全使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他是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位不仅未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反而招致耻辱和灾难的作家。

萨特拒绝接受文学奖

　　1964年，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得知自己被诺贝尔奖评委会提名并有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当即致信评委会，表示将拒绝该奖项。拒绝的理由中有为苏联作家萧洛霍夫鸣不平的意思，他认为在萧洛霍夫之前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是不公正的。

　　但评委会还是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郑重地授予了萨特，理由是：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在颁奖消息传出后，萨特立即起草了一份拒绝该奖项的声明，于当年10月22日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

黎德寿拒领和平奖

　　美国于1960年代早期开始介入越南战争，从1968年到1973年间曾举行多场公开及不公开的巴黎和平会谈。其间于1970年起，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黎德寿曾多次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会谈，使1973年1月27日的巴黎和平会议能商讨两越停火事宜。

　　会议继续召开期间，越南当地尚有一些零星战斗，美国于当年3月29日前从越南撤军，但仍向北越发动轰炸。由于双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黎德寿与基辛格于同年五至六月继续于巴黎会晤，商讨行使停火协议事宜。至6月13日，美国与北越代表正式宣布行使条文内容。

　　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北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际社会对此嘘声一片。两位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因此辞职，黎德寿拒绝接受和平奖，他表示越南还没有实现和平。

和平奖得主被举报

　　吉戈贝塔·门楚是一位玛雅土著居民，她在保卫土著人权利的斗争中成长。她1984年写作的自传《我，吉戈贝塔·门楚》反映了中美洲印弟安人的悲惨遭遇，轰动了全世界。戈韦塔·门楚获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9年，作家大卫·斯托尔称戈韦塔·门楚在他的自传中撒谎，但诺贝尔委员会并未剥夺门楚的奖项，原因是斯托尔的“举报”与此无关。

拉宾获和平奖

　　1994年，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起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很多以色列人担心拉宾背叛祖国以色列，并放弃大量土地，由此导致更多犹太人死亡。

“伟哥”研究者获奖

　　伊格纳罗博士和他的两位工作伙伴成功发现一氧化氮是一种可以传递信息的气体，它可以通过细胞薄膜，去调节另一细胞的功能。他们的发现，开创了生物系统信息传递的新理论。正是这一重大发现和对一氧化氮的研究，使伊格纳罗博士获得1998年诺贝尔医学奖。美国一家药厂利用这个发现，生产出医治阳痿的“伟哥”。 　　(《扬子晚报》10.15)

（原文写于2009-10-26 13:58:42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