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很多国内学者都这样说。中华文明是“儒教文明”，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这样说。其实，“儒家文化”和“儒教文明”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同一概念，因为不但“文化”和“文明”是互有差异的两个概念，“儒家”和“儒教”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亨廷顿所讲的“儒教”是一个宗教范畴的概念，他认为“文明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但在决定文明的诸“客观因素”中，宗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把中华文明纳入“儒教文明”范畴，并且称中国为“儒教国家”。[1]远在亨廷顿之前，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他把儒教和道教等量齐观，认为它们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在宗教意义上，是否可以把中华文明纳入“儒教文明”范畴，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第一，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名为“儒教”的宗教，这是一个并非不容争议而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二，撇开“儒教”是不是宗教不说，姑且先承认（假定）它是宗教吧。中国从汉代就先后产生了道教和传入了佛教，这两大宗教在其后与“儒教”一起曾经长期地如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实在很难说“儒教”曾一直作为中国宗教的主流支配着道教和佛教，事实倒是，魏晋时期还处在“格义”阶段的佛教更多是受到玄学思想而非“儒教”思想的影响，及其“开宗判教”以后，隋唐佛教也曾长期相对独立发展，虽然受到了“儒教”思想的一些影响，但同时也还受到了道教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一些影响，从被公认为对促成佛教中国化的完成而使之转变成为中国佛教曾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慧能大师的思想来看，其思想显然更多不是受到了“儒教”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了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因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虽与“儒教”鼻祖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更多也更明显的是和道家“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思想相接近，至于宋明时期则是儒、释、道“三教融合”或“三教合流”，这是三教互动的结果，而不能认为是由于“儒教”单向地支配和作用于道教与佛教的结果；

第三，从其信徒来看，释、道二教倒是有依其教义而修行的固定宗教团体，释教有僧尼团体，道教有道士团体，“儒教”则并无依其教义而修行的固定宗教团体，所谓“儒者”或“儒士”不过是一个特殊学者群体的名称，这些学者并没有被组织在一个固定的团体中进行修行，至于僧尼、道士和儒者之外的信众，更多半是三教兼信抑或游移于三教之间，固定地崇奉一教信仰的普通信众是很少见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即使承认“儒教”真是一个宗教，如果考虑到后两个方面的情况，也是很难把中国文明界定为“儒教文明”的，因为作为中国文明主体的中华民族，其大多数成员并无专一的宗教信仰，更不用说他们普遍地具有专一的“儒教”信仰了。

“儒家”则原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一，系指先秦至汉武帝时六个主要学术派别中“以‘六艺’为法”的一个学派：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这也就是说，“儒家”本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不是一个宗教概念。故“儒家文化”应该是指一种学术文化。所谓“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其意思应该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的确，从中国学术典籍的内容来看，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中，经学类者居其首，而儒家作为“以‘六艺’为法”的一个学派，其学术恰是以治“六艺”[2]（《诗》、《书》、《礼》、《易》、《春秋》、《乐》）为本质特征的经学，在这个意义上，把儒学文化视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固然是可以的，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在大体上是不错的。

但是，从文化主体方面看，学术文化的主体是学者群体，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则是中华民族中的学者群体，而儒家文化的主体又是中国学者群体中的儒者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要说儒者群体是中国学者群体中的主流，这已显勉强，因为至少在先秦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西汉初期，儒者群体显然还不是中国学者群体中的主流；魏晋时代“三玄之学”流行，其“三玄”之中只有《周易》为“六艺”之一，《老》、《庄》则均属“道德家”（司马谈语）之经典，故作为当时学者群体之主流的玄学家显然不能被归入“儒家”，有些学者甚至把他们称为“新道家”；隋唐时期，经学虽然是官学，但真正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未必就是当时学者群体中的主流，尽管自隋开皇九年设科举以后，举子们为仕官而不得不学习儒家经典及相关文献资料，但这些举子并不等于是学术意义上的儒者，他们之中除了韩愈这样的极少数人后来不但做了官还成为学者以外，绝大多数并不是什么学者，故单从数量方面看，也是很难说研究儒家经典及相关学术文献的学者是当时学者群体中的主流的，倒是由于当时佛教特盛而佛学家亦特多，这些佛学家再加上道教学者群体和唐诗的作家们（其中有少数也堪称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各类学者，由此构成的宏大学者群体与儒者群体相比，实在难以说后者是主流，前者只是支流，除非把从事儒学者及读过一些儒家经典的文人、举子统统称为“儒者”，从而把他们都纳入“儒家”范畴。

五代及其后的情况较以前有所变化，宋、元、明三代的学术是以理学为主流，清代则以朴学为主流，把理学和朴学都纳入“儒学”（儒家学术）范畴，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那也只能说宋元明清（或再加上西汉后期和东汉）的学术文化是儒学文化，或曰儒学文化是宋元明清学术文化的主流，而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学术文化是儒学文化，更不能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概念在外延上要比“中国学术文化”概念宽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