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此乃举世闻名之“猫论”。

 

其“猫论”出于伟人，对伟人之论，中国人惯于按“畏大人之言”（孔子语）行事，故即有不敢苟同者，也只敢“窃窃私语”，而鲜有敢于公然与之争辩者，公然非议者吾未之见也。对于“猫论”，我仅在“窃窃私语”的场合，闻有纷纷之议论，其中不乏非议者，当然更多是赞同者。但我发现，无论是非议还是赞同，却多半是把“猫论”理解为是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非议者之非议多半是不赞同这个主张，赞同者之赞同多半是赞同这个主张。我起初也是比较认同这种理解，并因而不甚赞同这种主张，不过因“畏大人之言”而不便也不敢公然发表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因为没有可以公然发表这类不同意见的合法场所（如国家准印的报刊之类），所以我当然是不敢从事非法活动的。

 

可是，有一天，当我抽着“好猫”牌香烟时，心里不由自主地琢磨起“猫论”来，我边抽边琢磨着，忽然大悟之：嗨！我原来怎会作那样的理解呢！这里我且不管自己的新理解是否竟是正确，只把它说出来，就正于大家。

 

“猫论”中的“猫”是对“人”而言，指的是人做的事；“老鼠”也是对“人”而言，指的是人做事的目的。相对“老鼠”为目的，“猫”则是手段。所谓“白猫黑猫”，是意味着可以达成目的的手段有多种。在这多种手段中，有一种是“会抓老鼠”的“好猫”。这里的“会”与“好”都是“善”的意思，指的是多种手段中之善者（最善或较善者）。所谓“会抓老鼠”的“好猫”，实指可以达成目的的多种手段中之最善者或较善者。“猫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于强调办事应注重手段的选择。

 

所谓注重手段的选择，有两个逻辑层次：其一是注重手段，其二是注重手段之选择。注重手段是重“功利”的方面，注重手段的选择是重“道义”的方面，“猫论”的思想实质是在于主张“功利”与“道义”的统一，既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唯道义论”，也反对“见利忘义”的“唯功利论”。

 

“猫论”问世于反极“左”思潮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极“左”思潮在对待“功利”与“道义”的关系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唯道义论”的思想特征，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里的“要草”与“不要苗”皆是就“功利”而言，无论是“要草”还是“不要苗”，都是表达一个意思：不要“功利”，只要“道义”。

 

把“社会主义”和“草”联系起来，是意味着认为社会主义只讲“道义”；反之，把“资本主义”和“苗”联系起来，是意味着认为资本主义只讲“功利”。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犹言“宁要道义，不要功利”。这种把“功利”与“道义”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的“唯道义论”，其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危害，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猫论”的提出，乃是直接针对“唯道义论”的。它是“唯道义论”的一种反论，但这种反论，又并非是与“唯道义论”正相反对的另一极端之论——“唯功利论”，而是“义利统一论”。

 

“唯道义论”在处事方法论中表现为“唯动机论”，与之相对应，“义利统一论”则表现为“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唯动机论”所重视的是办事动机和目的的选择，强调的是办事应出于好心（善的动机与目的），它并不在意会不会好心办坏事（即所办成的实事与其善的动机与目的正好相反）。与之相反，“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则要求办事者不仅要有好心（善的动机与目的），更要有好的手段以办成其好事（即办成与其善的动机与目的相一致的实事）——这是一种强调动机与效果之间、目的与手段之间应该相互协调而力求其一致以取得最佳效果的务实之论。重视手段选择的“猫论”，就是这样的务实之论。

 

在“人欲横流”的当今中国，对于“道义”、“主义”这样一些字眼，许多人是听到或见到了就会觉得有些“反胃”的，这种心态与“见利忘义”的“唯功利论”的作风盛行于我国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是相一致的。造成这种思想和现实的状况，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否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对于“猫论”存在着曲解或误解也相当大的关系呢？

 

把“猫论”理解为是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确实如此，则我以为，假使我国社会生活中，早就有一个可以公然议论（当然也包括非议）伟人之论的合法场所，则也许这样的误解早就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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