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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天人相分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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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讲座（十五）
生平简介
荀子，名况，字卿。汉人避汉宣帝（刘询）讳，改称孙卿。他是战国后期赵国（今河北省和山西省之南部）人。生卒年代不详。据近人游国恩考证，荀子生于公元前314年，死于公元前217年，享年98岁。
荀子15岁时，开始游学于齐国。当时，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集中了各家各派的学者，是学术风气最盛的地方。该学宫设置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地区，故名。它创建于齐恒公（前374—前357在位）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到了齐宣王（前319—前301在位）时，他继承祖业，广置学宫，招致天下贤士近千人，任其“不治而议论”。其中76人被尊为“上大夫”，著名的有邹衍、淳于髠、田骈、慎到、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宋 、尹文、田巴、鲁连仲和荀子等，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倾向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其中黄老居于主导地位。齐襄王之后逐渐衰落。历时约一百四、五十年。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和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荀子初到齐国时（前300年），正是稷下学宫最兴旺的时期。在那里，他广泛接触了各主要学派的学说。他经过分析比较，认为其他各派学说都有所“蔽”，只有孔子“仁，知且不蔽”。因此，他拳拳服膺于孔子的学说。他的著作多以孔子的言论和孔子学派所传习的《诗》、《书》中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并对其他各派的主要论点作出了总结性的批评。
荀子在稷下学宫为学十余载，成绩卓著，深得众望，在他30岁那年，被推为学宫祭酒。后来，他曾到楚国活动过一段时间。返回齐国后，又再次出任学宫祭酒。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6），他应秦昭王之聘入秦，盛赞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近“治之至也”（《荀子.强国》）。在秦期间，荀子会见了秦昭王和秦相范睢，并以“三王之法”说之，结果未被采纳。后曾入赵，与临
５年后，年届55岁的荀子，去赵返齐，第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祭酒。不久，他又到楚国活动，被楚
天人相分论
荀子所说的“天”，是指由“气”构成的自然界。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以“义”来界定人，把“义”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
他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竿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这段逻辑性颇强的论证在于说明，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群体活动、社会活动，孤立的个人是无以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就是因为人有“义”，故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有序的分工合作。
荀子把“义”看作是人之所以能够战胜自然的最终的、决定的因素，显然是夸大了道德的社会作用。但他结合生产力和人的物质利益来谈论道德问题，比孟子仅从修身正己治国平天下方面来谈论道德问题，则要切实得多，具有进步意义。
荀子思索人如何对付自然的问题，这意味着他是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来探讨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的。因此，他的天人观强调“天人相分”。他肯定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恶辽远也辍广”。同时肯定人在自然界中具有独立自主性：“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反之，“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在这基础上，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这是鲜明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制”就是统制、掌握；“天命”指自然（天）规律（命）；“用之”，即利用自然规律来达到人的目的。“制天命而用之”，即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来“裁万物”以“利天下”。这是“胜物”思想的深化，指明了人类如何“胜物”的根本途径----只有掌握自然规律，才能“胜物”。
因此，荀子不仅以“义”来界定人，还以“辨”来界定人：“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是以心分别，即理性思维。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荀子把“义”（道德）和“辨”（思维）都说成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但是，在他看来，人和动物的区别，首要的并不在于“辨”，而在于“义”。“义”是人最为本质的东西。这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恰好相反，亚氏则谓：“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尼各马可伦理学》）他认为，各种具体的道德行为虽然也是一种幸福，但不如理性的沉思的幸福来得大。这意味着在亚氏看来，人的特征，首要的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理性思维。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家一般都把思维看作人的本质。西方人重视知识，而中国人重视道德，从思想原因上说，是和他们对于人的本质持有不同的看法分不开的。
荀子把“辨”看作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因此在认识论上十分强调“心”（“天君”）的“征知”作用。“征知”即对感性认识进行分析、辨别的思维活动。“缘耳而知声”，“缘目而知形”。若“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而侧而耳不闻”。离开思维，人的感觉就会失灵。
“心”的作用不仅在于“征知”，更重要的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认为，把握事物的道理，必须依靠“心”的作用。当用“心”进行认识活动时，必须做到“虚心”──不以已有的知识妨碍所将接受的知识、“专（一）心”──不以见他物而分心，妨碍认识此物、“静心”──不以胡思乱想扰乱正常的思维；否则，就不能知“道”。荀子把“虚壹而静”的心理状态叫做“大清明”。
荀子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是与其“胜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人定胜天思想有两个方面：人类必须通过“义”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合作，才能战胜自然；人类必须发挥理性思维的作用，才能“制天命而用之”。要之，人定便是“有义”、“有辨”；“有义”、“有辨”则能胜天。
评论
尽管荀子有人定胜天的“胜物”思想，但由于他过于强调了“义”对于“胜物”的决定作用，似乎人类只要有了“义”便足以“制天命而用之”了，这就使得他轻视乃至于忽视了对“制天命而用之”（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
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于重人伦而轻自然，荀子亦不例外。这一价值特性，决定了儒家哲学在本质上是伦理哲学，这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来中、西分别发展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系统：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是以人伦知识为核心，西方传统知识系统则是以自然知识为核心。
如果说人伦知识是适用于指导人们如何做人的话，那末，自然知识则是适用于指导人们如何做事的。
因其如此，传统中国人在“如何做人”方面向来有一套又套的理论，却在“如何做事”上缺乏理论指导，故而向来只凭直观经验办事，由此当然也只能发展出做事的技术（主要是技能与技巧）了。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我是比较同意这个说法的。
因为没有科学，当然也就没有以形式逻辑为工具来追求精确性的科学思维。因为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思维，而只有模糊的辩证思维，所以在社会制度设计上，也就只能设计出一套灵活性极强的柔性制度了。中国古代的礼制是最为典型的柔性制度，它全靠人们“克己复礼”（孔子语）来实现。这里“复礼”（言行守礼）是以“克己”（主观自制）为根据的，这也就是说，礼制对于社会行为的规约作用，全是靠基于对礼的自觉的人们的自律行为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礼制之“礼”乃是一种自律性行为规范。由于人们的自觉程度各不相同，其行为的自律性也就强差不一，而“复礼”的程度则是依人们对其行为的自律程度为转移的，这样就决定了“礼”不可能为人们所普遍严格遵守，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能马马虎虎的勉强守“礼”罢了。
中国古代以“礼”为核心的柔性制度，确实是对人们自律性的一种考验。只有人们普遍能够自律其行为，这种制度才有其现实性。故力主推行礼制的儒家，就十分强调自我反省，荀子甚至强调要“日三省吾身”，这“省”的目的就在于培养人的自律精神——即儒家所谓“慎独”。但是，“慎独”何以可能？我认为，对于没有宗教信仰或缺乏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可能做到“慎独”的。所以在我看来，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孔子语）甚至具有强烈无神论倾向（如荀子）的先秦儒家，其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却力主推行礼制，这便显得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了。可能是由于看出了先秦儒家学说中的这种内在紧张，汉儒董仲舒在竭力倡导“独尊儒术”的同时，遂大力改造原始儒学，而代之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以此，儒学乃被神学化而成为一种宗教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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