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从湖北省新洲县（今武汉市新洲区）宝龙公社五七中学高中毕业，便回乡务农。彼时的五七中学，依循“学文兼学农”的办学初衷，我们读书之余总伴着田间劳作，各科学习完全谈不上系统，都是零零碎碎，能顺利高中毕业，在村里已是难得。 

不久，因是队里拔尖的高中生，我被选去负责生产队的学前班。这段幼儿教师的经历虽短暂，这份乡间难得的教书机会，却让我初次真切感受到，知识在乡土间自有沉甸甸的分量。也正因这份缘起，我日后终成一名从学前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到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一路教下来的“全学段大满贯”教师——这份罕见的经历，也让我至今深感自豪。

文革落幕，高考恢复，命运的光终于穿破阴霾照进乡村。1977年冬，我揣着满心希望走进考场。可多年“学农”攒下的知识支离破碎，数学更是近乎无从下手，最终名落孙山。也是这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考试，大队学校一位功底扎实的老三届老师，考上了大学，1978年春节后，他便踏上了深造之路。

他的离开，让本就师资匮乏的大队学校空出了一个民办教师的位置。民办教师是彼时乡村教育的中坚，校长和校领导一心想找个功底过硬的人接替。他们出于公心，一致认为我这个本校毕业的最优生最为合适。在他们的坚持下，大队领导决定以考试公开选拔。1978年春，我参加选拔并拿下第一名，终于有机会放下务农的锄头，拿起了教书育人的粉笔，转身成为了乡村讲台的一员。

当年与大队学校老师们的合影，后排右二穿黑衣者为本人。

赴任前，彼时还是姐姐男友的姐夫，特意从县电力局赶来道贺。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嘱后，他忽然望着我认真道：“当老师上课，少不得块手表看时间。”话音未落，便摘下自己腕上的上海牌手表，径直递到我面前。

我一时手足无措。在那个物资极度稀缺的年代，上海牌手表是婚嫁“三大件”之首，新表120多元的售价，不仅要攒许久的工资，还需凭专属购货券才能购买，实打实的奢侈品，寻常人家连想都不敢想。我家境窘迫，从未敢对这样的物件有过奢望。他这块表已戴了几年，表盘磨出了温润的岁月光泽，走时却依旧沉稳、精准。我双手郑重接过，戴在腕上，那份突如其来的欢喜沉甸甸的，堵得我连一句像样的感谢都忘了说。

当年我与大队学校老师们的合影。后排右一为本人，彼时特意抬高左手腕、露出的，正是姐夫送我的这块手表。

从此，这块上海牌手表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嵌进了我往后的人生。它陪我站在1978年春天的民办教师讲台上，伴着清脆的嘀嗒声掌控课堂的节奏，守着乡村孩子眼中的求知光；它陪我在煤油灯下熬过两个备考的寒暑，每一声滴答都化作笔尖的动力，催我在书本里苦寻前路；最终，它陪着我走进1979年的高考考场，送我走出闭塞的乡村，走进大学的校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它随我走过大学的四年寒窗，走过毕业后七载奋斗春秋，又伴我熬过两年半的研究生岁月。直到多年后，表针彻底停走，再也转不动，我才万般不舍地换了新表。

我79年的高考成绩通知单。

明天（2026年2月3日），是姐夫七十周岁的生日。不久前我本想回乡为他祝寿，却因事未能成行，便想着包一个5000元的红包，聊表心意。电话里，姐姐连说“太多了太多了”，推拒不已。我轻声说：“姐姐，这个红包不多，我去大队教书前，哥把他正戴着的那块上海表摘下来给了我，那表，陪了我十好几年。这事快过去五十年了，我包一个当年五十倍价钱的红包祝他生日，不为多，只为这份心意。”

姐姐在电话那头顿了许久，才轻声叹道：“这么久了，你竟还记得……我们早都忘了。”

我心头一热，如何能忘？这哪里只是一块手表。那是我人生最迷茫的年纪，亟需一块“表”来确认时间、把握人生方向时，一位亲人毫不犹豫从自己腕上褪下的期许，是他亲手递到我手中的“未来”。它让我在高考失利的挫败后，仍能清晰听见时光向前的声音，始终不敢懈怠；也教会我，世间最珍贵的给予，往往无声，却重如钟鸣，深深刻在心底。

若以物价折算，5000元约莫是当年那块上海表的五十倍，可这份兄弟间患难与共的情义，又何曾能用冰冷的数字称量？在那个连一块手表都“一表难求”的年代，将自己贴身使用、视若珍宝的物件坦然相赠，这份厚意，早已超越了时间本身。表针会停走，岁月会老去，可姐夫递来手表的那个瞬间，所铸成的温暖与人生刻度，早已融进我的骨血，永久校准了我的人生。

2026/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