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场讲演，五个字

1989年10月杭州，同年12月上海。建筑师冯纪忠发表题为“当今世界建筑创作趋势”的讲演，由学生黄一如记录成稿，先生再整理、润色，次年以《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趋势》为题刊于《建筑学报》，2010年《中国园林》重刊。这场讲演做了一件此后三十余年里极少有人再做的事：用“形、情、理、神、意”五个中文字，概括中国风景园林审美历程的重点阶段，再以这五个字为尺，同台丈量日本与英国园林史。

把这五个字放到“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简称意象体系/意象学）的语境里，会看出一层不寻常的意义。“意象体系”最具经验分量的判断之一是概念缺席而语汇先行：从业者已经在做可读性的事，只是尚未把它命名为一套体系——《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2025）中“意象”一词零出现；邱园2010年景观总体规划通篇使用可读性（legibility）、serial vision、spatial sequence，却不引林奇（Kevin Lynch）一字；剑桥大学植物园《活植物收藏战略2020—2030》84页文本，legibility计数为0。而冯纪忠恰好是这一谱系的反例：概念在场，语汇自足，而且是纯中文的。

本文以国家植物园意象学（imagery studies）的四层框架与双侧测量之眼，解读彭孟宏、唐孝祥发表于《南方建筑》2017年第6期的《冯纪忠的比较园林史研究及其审美文化启示》——这五个字构成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象体系（image system）。

1  从一场讲演到一份解读论文

冯纪忠先生是推动中国传统园林、建筑走向振兴与发展的先驱者之一，其“与古为新”的方塔园已是当代中国园林的教科书案例。他的作品、教育实践与思想陆续整理为《建筑弦柱（冯纪忠论稿）》《意境与空间——论规划和设计》《冯纪忠百年诞辰研究文集》等数册文献。而《人与自然》这篇讲演稿，发表之初即有学者认为冯先生阐明了比较风景园林学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研究深入，更被评价为“在中外建筑史、园林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彭孟宏、唐孝祥，2017a）。

2017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彭孟宏、唐孝祥在《南方建筑》发表解读论文，把这篇讲演的意象与意象体系逐层拆解：断代思路、三国园林艺术的优缺点比较、全球审美环境发展趋势展望，以及“形情理神意”五字逻辑范畴序列的跨文化美学意义。这一解读很快越出园林史范围——两位作者同年把五字序列应用于新加坡植物园，将其约150年的历程断为三个阶段（彭孟宏、唐孝祥，2017b）；而“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设专节“‘形情理神意’：一个可操作的阶段范畴”，把这五个字正式收进了国家植物园意象学的理论工具箱。

在意象学看来，这场1989年的讲演是“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核心立论的一次提前演示：国家植物园的文化表达并非园区硬件建设完成后附加的解说与宣传工作，而是与迁地保育体系构建、科学研究能力建设同步发生的空间生产与公众感知过程。冯纪忠谈的是建筑与园林的发展趋势，做的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意象体系建构——给审美历程分期，给三国比较立尺，给未来趋势预言。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的四层框架把三条传统收拢为一：林奇的城市环境意象（environmental image）提供要素与可读性的空间工具，本土“境”论提供五感划分与整体论依据，冯纪忠的“形情理神意”提供阶段分期。三条线在这里汇流。

2  五个字：一张审美的分期解剖图

先看原文的表1。时间轴从春秋拉到清代2000余年；纵向五个阶段，以“形、情、理、神、意”为纲——重形、重情、重理、重神、重意。每一期配一句纲领：形期“再现自然以满足占有欲”，意期“创造自然以写胸中块垒”。而全表最耐读的是底部一行小字：客体、客体、客体、主客体、主体——审美主客体关系（subject–object relation in aesthetics）的演变，被直接织进了分期表。彭孟宏、唐孝祥（2017a）对此的概括是：冯先生以人与自然共生问题为核心，紧扣不同时期的审美主客体关系，用五字中文范畴概括了中国传统风景园林审美历程的重点阶段。

冯纪忠这五个字一个比喻，是说“形、情、理、神、意”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层一层叠上去，刻着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痕迹，不知老之将至啊！皱纹不是外加的标签，是生长本身的年轮——渐循性、原生性、层累性，正是中国园林文化生态整体区别于他国园林的历史事实。

“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对这五个字的定位很精确：它们是阶段范畴（stage category），不是风格标签。四层框架（感知、认知、情感、文化，递进而非串联）处理的是共时剖面；五字序列处理的是历时纵深。“意象学”取其两点：其一，意象的演进是可以被分期的，这直接支持了“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不是一次性建成的成品，而是一个有阶段、有方向的演进过程”这一判断；其二，五字把“意”置于序列顶端——重主体意向表达的文人名园才是中国传统园林史的核心载体，这与“意象学”文化层的“身份叙事”直接对应。

中国风景园林的五个时期：时间轴自春秋至清，五个阶段以“形、情、理、神、意”为纲，表底一行标注审美主客体关系自“客体”经“主客体”走向“主体”。自冯纪忠《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趋势》。

3  三国比较：以中释外的图表工程

比较的方法，意象学之外的文献称之“以中释外”——以中国范畴为阐释起点，去读他国园林史，而非把中国材料塞进进口框架。彭孟宏、唐孝祥（2017a）指出，这不同于以往以中国朝代兴废为纲、以艺术历史发展规律对接王朝谱系的中国园林史研究思路：冯先生已自觉将中国园林史和日本、英国园林史同置于世界语境中来思考，以一种视域融合的方式整体地、动态地、辩证地理解他者与内省自我。

日本一栏（原文表2），冯纪忠只给三个字：形、理、情神——1400多年间的三个重点阶段。他给日本园林的“形”一个辛辣的比喻：“纹身”——“而日本的园林本源是外来的，一开始有点像纹身、脸上画花脸，纹路不是自己的。所以继之以‘理’。道理讲通了，正好遇到禅，于是从‘情’走到情理形神交融。”表2里嵌着一条醒目的中国线索：王维、白居易、柳宗元、郭熙、司马光的独乐园，直至东渡的朱舜水。讲演里还有一句刺痛人的实话：“有一篇日本的论文讲：奈良、飞鸟到平安时期，日本保存了25个古建筑，而中国才有1个。……恐怕以后我们找中国的文化都得去日本了。难道还不足以刺激我们加以深思吗？”彭孟宏、唐孝祥（2017a）把两国园林的对读收成一对短语：“尚意易庸俗”与“尚理易僵化”——中国的写意园把“意”充分浸润，却易滑向庸俗化；日本的枯山水把“理”做到极致，却终趋僵化。

日本园林史：1400余年间走过“形、理、情神”三个重点阶段；王维、白居易、郭熙至朱舜水等中国线索嵌入其间——跨文化比较被写成一张可以逐格对读的表。自冯纪忠《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趋势》。

英国一栏（原文表3），冯纪忠只撷取短短150年：17世纪末英国园林为摆脱法国园林“重形”羁绊，转向热衷“自然曲线”的山水园（情），继而借帝国扩张广撷文化资源、塑造温文尔雅的画意园（理），至19世纪末步入野趣园（神）。表3里那句纲领后来被反复引用：“园林的目的是使人愉悦、畅爽，是抚慰、陶冶，提高人们的心境，从而进入崇高的精神状态。”支撑这套分期的是一条艺术观：“艺术的发展不同于科学。科学是突破关系……艺术是共存关系，各自因其质量的高下而长存或消逝。”

三张表并置，结论自然涌出。讲演原句：“为什么西方现代主义理性时代发现了日本，而后现代时期必将或者说已经发现中国。”彭孟宏、唐孝祥（2017a）的解读是：西方在艺术理法层面重视抽象理性，故先发现日本的“重理”；后现代转向整体、直觉与情境，故必将发现中国的“意”。2017年的论文把三张表整合为一幅比对简图（图4），五个字成为三国并置的公共坐标。

国家植物园意象学判断二说，植物园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解决一个意象问题：帕多瓦的矩形分畦与十字交叉把分类秩序外化为空间秩序（廖景平等，2023），400年间形成一套相当稳定的可读性制度。冯纪忠的三张表是同一工程的另一种形态——把审美秩序外化为图表秩序，把时间写成可以逐格并读的表格。空间的花畦与时间的表格，是可读性工程的两个物种。

中、日、英三国园林审美文化发展的重点阶段比对简图：五个字成为三国园林史并置对读的公共坐标。自彭孟宏、唐孝祥《冯纪忠的比较园林史研究及其审美文化启示》

4  新加坡检验：五个字走进植物园

五个字能不能走出中国园林史？两位作者在同年给出了第一份完整答卷：《新加坡植物园景观审美的三个变迁阶段》，刊于《中国园林》2017年第6期。对象选得讲究——这座园2015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第三个获此身份的植物园（此前于1997年和2003年帕多瓦与邱园分别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它从英属殖民地的热带观赏花园，进化为集植物科研、科普、大众游赏于一体的现代植物园，150多年历程恰好是一张完整的考卷。论文摘要开宗明义：“以冯纪忠有关风景园林历史评价的“形情理神意”为基础”——五个字的归属，在这份一手文本上写得明明白白。

第一阶段“理的仿植”（1859—1874）。1859年，华人胡璇泽牵头的农业-园艺学会在市郊购得22hm²略有起伏的坡地，聘苏格兰园艺设计师劳伦斯·尼文（Lawrence Niven）主持规划：清除次生灌木，保留绝大部分原生大树，削平丘陵低山的山顶设置音乐台，再以两组环形游览线路和一条通往园门的“C”形道路把原始山形水系串联起来——与劳登1839年的德比植物园同构，都以圆形平台为景观节点、呈现疏林草地氛围。学会私园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读者：会员多为殖民地社会名流与种植园主，温文尔雅的英式田园风格成为所有人的审美选择。作者的判词是：这一时期“更多是对当时英国自然式风景园林风格的模仿性创造”，审美还停留在自然主义层面；但尼文谨慎运用场地资源，其保留的6hm²赤道低地原始热带雨林维系至今——英国自然科学重视经验、尊重原生环境的传统，自此扎根狮城（图4）。

劳伦斯·尼文所设计的英式热带观赏园平面图与1861年设立的音乐台：保留原生大树、削平山顶设音乐台、环形游线加“C”形道路——“理的仿植”期的英式理法热带落地。自彭孟宏、唐孝祥《新加坡植物园景观审美的三个变迁阶段》。

第二阶段“重理塑情”（1874—20世纪80年代）。1874年殖民政府接管，园子转为公共绿地，承担两项殖民任务：在邱园统筹下采集东南亚植物促进科研，引种推广经济作物提振殖民地经济。以橡胶为首的经济作物充实了科研历史，但“植物园是以获得功利价值为首位，因而其景观审美价值是处于抑制状态”。转机随建国而来：1959年内部自治后，审美的动力源加入国家认同；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本地居民熟知的自然资源“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政府紧扣各种族共有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构筑国家认同；1988年，时任副总理吴作栋把植物园称作维护新加坡“文化安全”的前沿阵地。国家兰花园是这一阶段的浓缩：1891年发现的天然杂交兰，经植物学家荷敦（Richard Eric Holttum）主持育种，1962年开启兰花VIP命名项目——兰花新品种成为外交最高礼遇，李光耀多次在园内举行集会号召绿化新加坡。“情”在此被重新塑造：不再是殖民上流社会的审美情趣，而是国家认同的情感。

第三阶段“情神升华”（20世纪90年代以来）。植物园功能综合化，公共艺术入场：天鹅湖的湖心天鹅展翅雕塑“为原有略显程式化的英式热带风景园注入生气”，成为空间序列新的“视觉”兴奋点；交响乐湖的流线型邵氏基金交响乐台与肖邦人像雕塑，为公众提供户外视听多维空间（图5）。作者对这一阶段“情”的界定升至伦理高度——“不再是某个阶层的审美情趣，而是国家的、公众的乃至整个智力圈与生物圈之间的伦理思考”。

新加坡植物园天鹅湖的湖心天鹅展翅雕塑：公共艺术为程式化的英式热带风景园注入生气——“情神升华”期的空间序列新“视觉”兴奋点。自彭孟宏、唐孝祥《新加坡植物园景观审美的三个变迁阶段》

新加坡一役，对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的意义恰在两点。其一，五个字通过了第一次“异地测验”。“理的仿植—重理塑情—情神升华”正是“理→情→神”序列在殖民地语境中的变奏，而冯纪忠本人早已预判：英属殖民地所建园林“大多数回到了‘重理’阶段，随着时代发展还需重新审视‘形、情、理、神’之间的秩序”。其二，它把“国家身份认知”写成了植物园的高级阶段——“新加坡植物园不仅是植物集存地，更是国家、民族身份认知地”，这一判断与四层框架文化层的身份叙事直接对应，也正是国家植物园之所以为“国家”的理论表述。

但作者自己看得很清楚：新加坡植物园依循的是“多样统一律”，而非中国传统造园崇尚的“多样参差律”；其空间理法从属于西方“物我两分的图面设计法”，艺术境界并未达到“胜于自然”的审美理想。五个字能给一座英式根基的园子分期，却改变不了它的血统——分期描述与价值判断之间，还隔着一条可测量的距离。论文的落点是预言：随着新加坡知识经济战略的推行，植物园将走向“理的扩展”趋势，其科研展示与植物养护技术将持续输出——“植物园公园化、公园植物园化、永续发展的植物园”。

6  五个字的限度：读者在场，测量缺席

英国园林发展史：仅撷取1700—1900年间的150年，山水园、画意园、野趣园三期对应“情、理、神”。自冯纪忠《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趋势》

真正的限度在别处。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对此说得直白：本土语汇“长于描述整体状态，短于提供可测量的分量”。五个字给得出分期，给不出判定一个园子“正在重神期”的指标，更给不出访客是否真的走到了“神”与“意”的证据。冯纪忠的框架里读者其实在场——日本枯山水的读者“需要极高的修养”，中国写意园“留给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感知意义和不同的符号意义”——但读者只在描述里在场，在测量里缺席。

这正是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判断六的落点：体验侧的测量空白，是当前最迫切的方法学任务。2015年以来八项访客研究中，没有一项以“意象”为研究问题；Williams等（2015）在英国五座植物园对1,054名访客的入园／离园对比调查发现，植物园“对知识的影响甚微”，而离园者的环境态度更为积极——知识与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自动成立。设想把五字序列带进同一间问卷室：设计侧的分期编码对上访客的实感测量，会测出什么？这道题，1989年的讲演没有回答，2026年的我们也还没有回答。

7  1989与2020：互为镜像的两种文本

把冯纪忠的讲演与30年后的一份植物园战略文本并置，会看到一组意味深长的镜像。依据项目研究文件“剑桥大学植物园活植物收藏战略”意象体系解析的术语追踪：剑桥大学植物园《活植物收藏战略2020—2030》全文84页，legibility类语汇计数为0；与此同时，可检索（searchable）6次、解说（interpretation）7次、标牌（label）10次反复入句，七项管理品质把“访客读得懂”转写为“数据搜得到”。

对照由此成立：1989年的冯纪忠，概念在场而测量缺席——五个字相互定义、自成梯次，却从未接上任何测量工具；2020年的剑桥，测量在场而概念缺席——缺口基线一条条带数字（仅24%种质有来源国数据、75%的名古屋缺口、每年核验2.5%），可读性工程却始终不肯以“可读性”之名出场。一边是有概念没数据，一边是有数据没概念。判断四所诊断的“本领域所缺的既不是实践的意愿，也不是词汇的资源，而是把既有语汇整合为一组可相互定义、可与测量相接的概念”，在这两个文本之间得到了最完整的展开。

还有一张图值得并排看。剑桥的系统分类园按APG IV被子植物分类系统布置，矩形花床把科级分类秩序直接写进园子——这是帕多瓦以来“把分类写进空间”一脉的当代答案（图5）。冯纪忠的三张表走的是另一条路线：把审美阶段写进时间。对今天的国家植物园而言，这两条路线缺一不可——园区需要空间秩序的可读性，叙事需要时间阶段的可读性。

剑桥大学植物园系统分类园：按APG IV系统布置的矩形花畦，把科级分类秩序直接写进园子——帕多瓦以来“把分类写进空间”一脉的当代答案。自剑桥大学植物园《活植物收藏战略2020—2030》

8  对中国的启示

2021年10月至2026年，国务院先后批复北京、华南、上海辰山三座国家植物园，三园并立。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设问：它们是否已经具有一套意象体系？如果缺，缺的是什么？冯纪忠这五个字恰好提供三个参照。

第一，本土话语可以直接作为框架，而不必只是翻译对象。五个字证明，纯中文范畴可以支撑严格的跨国比较研究；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以“意象学”（imagery studies）命名研究领域、以“言—象—意”与“境”论对接西方环境认知传统，走的正是同一条路。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的建构，无须等待一套进口术语的授权。

第二，分期自诊是国家植物园体系的第一张表。三园成熟度不同而互补：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判断五的概括是，邱园有可读性的技术而缺文化立意的深度，华南有文化立意的深度而缺可读性的测量，首都国家植物园在设计侧语汇上最为成型。既然意象体系是有阶段、有方向的演进过程，每一座园就可以、也应当给出自己的“形情理神意”式阶段编码——把分期从审美批评变成管理语言。

第三，把“客体→主客体→主体”转译为双侧测量。冯纪忠的分期轴是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演变，这与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所论设计侧（园方意图）与体验侧（访客实感）并测、以落差代替分数的双侧结构，在思想上是同一条线——都是拒绝只从一侧下判断。五个字要真正进入国家植物园的评估工具箱，须经受编码与测量的检验。

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要求框架输出可被证伪的命题，这五个字也恰好留下三条：其一，五字分期可做编码者间信度检验——两名独立编码者依同一判据对同一园史分期，一致率可测；其二，设计侧分期越高（重神、重意），设计意图与访客实感之间的落差可能越大——意图越丰富，越难自动抵达访客；其三，以五字范畴编制的解说文本，与科普术语解说文本相比，访客的意象记忆留存存在可测差异。三条都指向同一件事：把描述框架升级为测量框架。

结语：五个字之后，缺的那把尺

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的全部结论可以收成一句话：我国国家植物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且在若干方面颇具深度的可读性做法，但这些做法尚未收敛为一套可自证的体系；而所谓“收敛为体系”，其技术前提是一套能够测出“设计意图”与“访客实感”之间落差的工具。它把问题从“做得好不好”改成了“能不能自证做得好”。

以此量尺回望1989年：冯纪忠给出了本土话语完整的概念存量——五个字，相互定义，能分期，能比较，甚至能预言（后现代时期必将或者说已经发现中国）。他停下的地方，正是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出发的地方：从描述整体状态，到给出可测量的分量。

回到那张老人脸的比喻。皱纹是时间的自记，五个字是审美的刻度；而国家植物园的意象体系，还需要一把尺——把刻度变成读数，把“重神重意”的设计意图，变成访客走出园门时可以问出来的答案。

新加坡植物园档案

新加坡植物园（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City：Singapore（新加坡）

State：Singapore（新加坡；城市国家，市州合一）

Mail Address：1 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69

Website：https://www.nparks.gov.sg/sbg

Tel：1800 471 7300（访客服务热线）

Fax：Not publicly available

Affiliation：National Parks Board（新加坡国家公园局）

延伸阅读

冯纪忠. (2010). 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趋势. 中国园林, 26(11), 25–30.

彭孟宏, 唐孝祥. (2017a). 冯纪忠的比较园林史研究及其审美文化启示. 南方建筑, (6), 106–110.

彭孟宏, 唐孝祥. (2017b). 新加坡植物园景观审美的三个变迁阶段. 中国园林, 33(6), 114–118.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