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植物园听鸟鸣能减压？这事儿还真不是压力越大越有用。2022年茂物植物园的实验抛出特别有意思的矛盾：98%的游客都觉得鸟鸣确实能放松，但压力水平和恢复效果的相关度居然几乎为零。本文就顺着这两个数字往下挖，拆解了背后量表工具的演化史，最后发现真正决定鸟鸣疗愈效果的，其实是你对这座园子熟不熟、年纪多大——常来的老游客、年长者反而能从鸟鸣里获得更多治愈。这个结论对我国现在搞的植物园体系建设也挺有启发，别光说植物园有多好，得拿出实打实的测量证据才是真的好。

2022年1月至2月，印度尼西亚的雨季，茂物植物园（Kebun Raya Bogor，KRB）里进行了一次安静的采访。100位游客先后戴上耳机，听一段20分钟的鸟鸣录音，然后在一份22道题的量表上逐条打分。录音并非采自园内，而是下载自视频网站YouTube上一个名为“The Silent Watcher”（沉默的守望者）的频道——研究者需要的不是现场鸟鸣，而是一段每个受访者都能听到的、完全相同的鸟声。

最后的数据可以被压缩成两句话：98%的受访者认为，鸟鸣带来的恢复程度属于中度到高度；而受访者的压力水平与鸟鸣心理恢复效应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3。

98%与-0.03——一个近乎全体的肯定，一个近乎归零的关联。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张力，正是这项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在。它题名朴素到近乎账目：鸟类声音对茂物植物园游客的心理恢复效应。本文以“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究”的框架及其意象学视角重读这篇论文：在“意象体系探究”的第六项核心判断里，体验侧（experience-side）的测量空白被断为“当前最迫切的方法学任务”——而这篇论文，恰好是一片测量空白中落下的一个相当完整的样本。

1 一座1817年的园，一项2022年的测量

茂物植物园不是这项研究的普通背景。它创建于1817年5月18日，由卡斯帕·格奥尔格·卡尔·赖因瓦特（Caspar Georg Carl Reinwardt）主持，原名’s Lands Plantentuin te Buitenzorg（布滕佐格的领地植物园），占地87公顷，是东南亚最古老的植物园。论文为它下的定语只有一句：一座位于茂物市中心的城市森林园（urban forest park）。但接着给出了一个关键数字：茂物全市公园与绿地所记录的鸟类物种中，超过80%见于这座园内（Wahyuni et al., 2018；Kurnia et al., 2021），且园内鸟类的多样性在2014—2018年间持续上升（Sukara et al., 2014；Wahyuni et al., 2018）。换言之，这座以迁地保护立身的园，同时是一座高密度的“鸟库”——这个身份不是策划出来的，而是200年植物积累的副产品。

这正是“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究稿”核心立论的一个声音版本：一座植物园的文化表达并非植物园建成后附加的解说与宣传，而是与迁地保护同步发生的空间生产过程——200年树木长成了森林，森林引来了鸟，鸟鸣成为植物园的常驻背景音。

研究的现实动机写在引言里，笔法像公共卫生公报：印度尼西亚心理困扰的全国流行率，从2013年的6%升至2018年的9.9%（Badan Penelitian dan Pengembangan Kesehatan, 2013, 2019）；城市人群的抑郁流行率（6.3%）高于农村（5.8%）。新冠疫情之后，一项北美的研究记录了一个反向的事实：封控期间，80%的鸟类物种在城市中的种群数量出现增长（Schrimpf et al., 2021）。此前，一项在保护地步道上的实地实验已经证明，鸟鸣能提升徒步者的心理恢复，论文题名就叫“幻影合唱”（The Phantom Chorus；Ferraro et al., 2020）。人更焦虑了，鸟更多了——把这两件事连起来的，就是“恢复”这个概念。

2 论文里的四层意象：一幅配比失衡的剖面

在“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究稿”的四层框架里，感知层指访客通过感官通道形成的直接感受，认知层指把环境读成图式的过程，情感层是满意度、恢复感与依恋的所在，文化层则是意义的承载。用这把尺子量这篇论文，得到的是一个极不均衡的剖面。

感知层最厚。鸟鸣在探究稿的术语里属于“境象”五象中的声象——与视象、触象、嗅象、味象并列，是杨锐（2014）提出、被“意象体系探究”用来纠正林奇式视觉中心主义的通道（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评，见陈倩, 麻广睿, 2009）。论文的全部测量都发生在这一层：感知恢复性声景量表（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Soundscape Scale，PRSS）的22个条目，逐条询问受访者对“这些鸟声”的感受。情感层次之：恢复感是情感层的典型变量之一，受访者还回答了“在园中是否感到舒适平静”“逛园能否减压”两个整体问题。文化层只有伏笔：讨论部分引入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与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来解释年龄效应，但没有测量。而认知层完全缺席——整篇论文没有问访客认得几种鸟、知道鸟的名字、园里的鸟与外面的鸟有何不同。

这篇论文测的是“感受”，不是“读懂”。它填满了“意象体系探究”四层框架中的感知层与情感层，而把认知层——即可读性（legibility）所在的这一层——原样留在了空白处。这不是这篇论文的疏漏，而是整个领域的现状：“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究稿”在梳理2015年以来的八项访客研究之后写道，体验侧已有的实证证据“主要落在感知层、情感层与文化层，恰好绕开了认知层，即可读性所在的这一层”。

3 两张量表与三代改编：植物园意象测评文献的一次巡礼

这项研究的测量装置，值得当作一次考古来读，因为它身上叠着三代量表改编史，也牵连着植物园意象测评文献的大半个谱系。

谱系的源头在林奇。1960年，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用访谈、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与照片辨识测量居民的城市意象，为环境认知立下了第一套可操作的测量方法（Lynch, 1960）。植物园访客研究却长期绕开了这套方法，改走量表之路——“意象体系探究”的判断是：量表工具成熟易得，认知地图耗时费力，“空白不是因为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方法与场景尚未相遇”。

量表之路的第一代在1983年。感知压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Cohen, Kamarck, & Mermelstein, 1983）问世：10个条目（6条负向、4条正向），五点评分（0—4），总分0—40；按论文采用的分界，0—13为低压力，14—26为中度，27—40为高压力。它测的是一个人对最近一个月生活事件的主观压力评价。

第二代在1989—1997年。卡普兰夫妇提出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ART；Kaplan & Kaplan, 1989），把恢复性环境概括为四个成分：迷人（Fascination）、远离（Being-Away）、兼容（Compatibility）与延展（Extent）。哈蒂格等据此编制感知恢复性量表（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Scale，PRS；Hartig et al., 1997），成为恢复性研究最通行的工具。

第三代在2013—2018年。佩恩把PRS改编为声景版本，即PRSS，用以测量声音的恢复品质（Payne, 2013）；佩恩与加斯塔维诺又用心理语言学方法检验了它的效度（Payne & Guastavino, 2018）。而茂物研究做的是第四步：把PRSS的主题从“一般声音”改为“鸟鸣”——22个条目、七点评分（1—7）、总分22—154；按论文采用的分界，22—65为低度恢复，66—109为中度，110—154为高度。条目的分布是：迷人的4条（如“这些鸟声令我觉得迷人”）、远离的6条（如“与这些鸟声相处时，我感到从工作与责任中解脱”）、兼容的4条、延展—连贯的4条、延展—范围的5条。这里有一个值得记下的细节：四组条目数相加为23，而论文自述PRSS共22条。出入不大，但它提醒我们，量表每改编一次，账目就值得再点一遍。

测量的其余部分同样值得记：抽样是随机抽样与偶遇抽样（accidental sampling，即便利抽样）的结合，面对面访谈全程遵守防疫规程；研究通过了茂物农业大学（IPB University）人体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批（编号617/IT3.KEPMSM-IPB/SK/2021）；所有受访者听的，都是同一段20分钟视频里的混剪鸟鸣。

从林奇的认知地图到ART、PRS、PRSS，再到茂物的这次施测，植物园体验侧测量已经拥有一个可移植的工具谱系——这篇论文证明，在亚洲一座老园里，这套工具的最后一公里是可以走通的。

它也是“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索”第三编所整合的八项访客侧实证研究之一。同列的还有：Williams等（2015）在英国五座植物园对1054名访客的入园与离园对比，发现植物园“对知识的影响甚微”，而离园者的环境态度显著更积极；Díaz-Meneses与Amador-Marrero（2024）对西班牙Viera y Clavijo植物园373名访客的路径分析，发现满意度与忠诚度的前因“根本不同”；Yan与Wei（2025）以文化体验经地方认同影响保护意愿的中介模型，把文化层接入行为层。设计侧也并非没有量化传统——华南植物园曾以层次分析法评价“龙洞琪林”景区、以模糊数学法评价温室群景观——但那些测量由专家赋权，主语不是访客。而所有这些访客侧研究共享同一个位置：“意象体系探究”写道，“没有一项以‘意象’为研究问题”。它们测的都是意象的邻近变量——满意度、恢复感、态度、意愿——而不是意象本身。

4 98%与-0.03：一把诚实的尺子

结果部分是一份相当完整的访客画像。72%为女性；59%年龄在19—25岁之间，平均25.14岁；52%来自茂物县；55%为高中学历，38%是在校大学生；70%以上月收入低于500万印尼盾。到访特征上，84%在2022年1—2月间只来过这一次，55%停留1—3小时，50%的到访目的是“欣赏自然之美”，55%单程路程超过45分钟，76%自认不是观鸟爱好者。

但随后出现了全文最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压力水平与恢复效应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3（p=0.767）：方向为负——压力越低的人，从鸟鸣中感到的恢复越强——但强度接近于零，统计上不显著。也就是说，在“逛园减压”这件事上，常识以为的强关联并不存在：鸟鸣的恢复力几乎不随来访者的压力水平浮动。表5把这层关系摊得更细：低压力22人中有13人把鸟鸣恢复评为高度，中度73人中有22人，而高压力5人中只有2人；论文还据表5指出，与园里的鸟有过互动（无论视觉还是听觉）的中低压力受访者，恢复感知又更高一截。

论文随后用两张表把这个“不显著”翻转成真正的发现。第一张是逐步回归：在年龄、居住地、教育、收入、到访频率、停留时长、路程时间等变量中，最终进入模型的只有两个——年龄（回归系数0.5214，p<0.01）与到访频率（8.3755，p<0.05）。第二张表把到访频率与“对鸟声的敏感”交叉：到访1次者84.52%自认对鸟声敏感，2—3次者84.62%，3次以上者100%。性别、职业、游园目的、是否观鸟爱好者，在卡方检验中全部不显著。

真正决定鸟鸣恢复效应的变量不是压力，而是时间与熟悉——年龄越大、到访越勤，鸟鸣越恢复。“意象体系探究”对这条结果的解读值得整段引用：恢复性收益随熟悉程度而累积，“这就是‘感知→认知→情感’递进关系的直接证据：熟悉意味着认知加工的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又使感知层得以专注于更细微的刺激”。

关于那个-0.03，论文的讨论给出了一个解释：心理状况差的人对自然声音的感知本身被抑制，可能与听觉皮层神经激活的减弱有关（Erfanian et al., 2021）。这提示恢复测量的一个内在边界——不是鸟鸣不恢复，而是最需要恢复的人，恰恰可能是最难从鸟鸣中获益的人。

5 声音的记忆：鸟鸣如何通向地方认同

讨论部分最动人的一段，是把年龄效应读进记忆。论文援引的一组研究指出：年长者之所以在公园里偏好自然声、尤其鸟鸣（Hedblom et al., 2017；Zhang & Kang, 2007），可能因为他们成长于自然环境，与地方之间有着更深的联结——这被归到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的理论之下（Knez, 2014；Knez et al., 2018）；鸟鸣之所以恢复，还因为它唤起愉快的记忆与经验（Ratcliffe et al., 2016，转引自Asahiro et al., 2023）；声景（soundscape）的感知高度个人化，经验、记忆乃至创伤都为它赋予语境（Erfanian et al., 2021）；停留越久、到访越勤，人越依恋这座园，恢复效应越强（Kim & Miller, 2019）。

在这条解释链里，鸟鸣的恢复力一半来自声音本身，另一半来自听者与这座园的关系史——这正是“意象体系探究”四层框架中文化层在量表中的回声：意义附着在记忆上，而记忆长在时间里。

这个回声对中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有三点启示。其一，通道扩展有先例可循。“意象体系探究”指出，感知层是四层中测量手段最成熟的一层，PRSS这类量表可以原样移植；我国国家植物园的监测评估虽已把“意象清晰度”列入指标，但所设多属设计侧（design-side）指标——可清点的对象多，“访客读到了什么”少。把PRSS与PSS纳入定期监测，是补齐体验侧的低成本入口。其二，熟悉度效应应当进入监测语义。恢复收益随到访频率累积，意味着重复到访率不只是客流指标，而是意象资产的累积指标；“意象体系探究”的双侧结构主张设计侧与体验侧并测、产出落差而非分数——到访频率与PRSS得分的联合监测，就是落差指数的一次最小化落地。其三，量表借用要有纪律。量表有著作权，改编须谨慎：这篇论文把PRSS主题从“一般声音”改为“鸟鸣”，是量表谱系上的第三次改编，其信度（reliability）与效度（validity）须重新检验；若在中国复测，还应如论文自己所言，改用园内真实鸟种的鸣声录音，而非网络混剪。

论文结尾还自陈了两个未竟的问题：其一，恢复效应是否存在压力阈值——当压力高到某个程度，鸟鸣是否失效；其二，应以茂物园内真实鸟种的声音为基础，把鸟鸣纳入森林疗愈（forest healing）的框架，在印度尼西亚落地。第一个问题指向测量的边界，第二个问题指向测量的用途。

按此，可以写出三条可检验命题。命题一（复现命题）：在中国一座国家植物园以同一套PSS与PRSS施测，能否复现“98%中度以上恢复”与“r≈0”的双结果？这是对体验侧测量可复制性的最低检验。命题二（递进命题）：若恢复收益随熟悉度累积，则常客组在认知层任务——例如说出园内三种鸟的名字——上的表现应显著优于首访组；这是对“感知→认知→情感”递进关系的跨层预测。命题三（双侧命题）：设计侧通感词（气味、声音、触感类语汇）密度越高的园，其体验侧PRSS得分是否显著更高？这是双侧并测的第一次落地。

6 结语：从“做得好不好”到“能不能自证做得好”

“意象体系探究”的核心结论是一句话：我国国家植物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且在若干方面颇具深度的可读性做法，但这些做法尚未收敛为一套可自证的体系；而所谓“收敛为体系”，其技术前提是一套能够测出“设计意图”与“访客实感”之间落差的工具。“意象体系探究”说，这一改动“看似平常，却是从价值倡导走向可累积研究的关键一步”——把问题从“做得好不好”，改成了“能不能自证做得好”。

茂物这项研究，就站在这个转折点上。它没有测量意象，它测量了意象最邻近、也最诚实的一部分——感受。它证明在一座1817年的亚洲植物园里，“访客实际如何”可以变成数据：98%是一个可以复核的数字，-0.03也是。而-0.03的价值正在于此：测量不是为了证实常识，而是为了划出常识的边界——当最需要恢复的人可能最难被恢复，一座植物园该做的事，就比放一段鸟鸣多得多。

茂物植物园档案

中文名称：茂物植物园

外文名称：Kebun Raya Bogor（Bogor Botanical Gardens；1817年创建时名’s Lands Plantentuin te Buitenzorg，意即“布滕佐格的领地植物园”）

City：Bogor（茂物市）

State：West Java（西爪哇省），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Mail Address：Jalan Ir. H. Juanda No. 13, Bogor 16122, West Java, Indonesia

Website：https://kebunraya.id（本园页面：https://kebunraya.id/r/bogor）

Tel：+62 251 8322187

Fax：+62 251 8322187（与总机电话同号）

Affiliation：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署（Badan Riset dan Inovasi Nasional，BRIN）——2021年9月起为管理机构；此前为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院（LIPI）植物保护与植物园研究中心，亦即研究对象论文致谢所载的许可机构。

扩展阅读

Asahiro, Y., Sunkar, A., & Budi Hernowo, J. (2023). Bird sounds psychological restorative effect on the visitors of Bogor Botanical Garden. HAYATI Journal of Biosciences, 30(4), 692–700. https://doi.org/10.4308/hjb.30.4.69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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