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50家到2112家的全球植物园编年档案

1963年，荷兰乌得勒支。国际植物分类与命名局（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Plant Taxonomy and Nomenclature, IAPT）印行了《植物界》（Regnum Vegetabile）丛书的第28卷。这一卷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国际植物园名录》（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Botanical Gardens）。三位编纂者——霍华德（R. A. Howard）、瓦根克内希特（B. L. Wagenknecht）与格林（P. S. Green）——在国际植物园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tanical Gardens, IABG）的推动下，把当时散布全球的约650家正式植物园，第一次登记进了同一本册子。

从那天起，这本册子不断变厚：1990年第五版收录超过1,400家，翻了一倍有余；六十年后的2023年，核查版约2,112家。然而，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GCI）的数据库里，躺着的机构名称多达3,765个；弗农·海伍德（Vernon Heywood）则估计，真正符合植物园定义的机构约2,500家。四组数字，四个答案。

“全球有多少植物园？”——这听起来像一道查数题，六十年了却始终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答案取决于另一个更难的问题：什么叫植物园。这正是笔者《国际植物园名录的历史与新进展》想讲清楚的故事：一部名录的六十年，就是全球植物园行业持续追问“我们是谁、我们有多少、我们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存在”的六十年。

一、1963年，全世界的植物园有了一本“户口簿”

20世纪中叶，全球植物园处于分散发展状态：标本馆之间的协作、种子交换的运转，靠的是私人通信与行业口碑，缺乏统一的信息登记渠道。1963年版名录第一次建立了标准化登记框架，六个字段定下体例：名称—地址—负责人—收藏类群—标本馆藏—种子名录。它只收录具备科研与标本馆藏能力的正式植物园，约650家——这是一份有门槛的名单，而不是有求必录的黄页。

这份名单的定位也写得很清楚：分类学研究的辅助工具，服务于全球植物标本馆网络与种子交换体系。换句话说，名录的第一身份不是花名册，而是协作基础设施——它解决的问题不是“记录”，而是“协作”。

现代植物园的八段演进：从古代园林、中世纪修道院花园与药草园，经16—17世纪早期药用植物园、18世纪欧洲经典模式，到20世纪中后期的科学植物园；右侧绿色面板显示三种模式共同汇向“植物多样性保护使命”

二、罗马数字“II”失踪事件：1969—1990年的三次扩容

1969年，第二版问世，全称《国际植物园名录II》——弗莱彻（H. R. Fletcher）、亨德森（D. M. Henderson）与普伦蒂斯（H. T. Prentice）联合主编，仍属《植物界》丛书第63卷。这一版重点补齐东欧、亚洲、非洲等此前覆盖薄弱的区域，收录约750家，并首次增设机构名称索引。这里藏着一段文献学公案：后世转引时，书名里的罗马数字“II”常常被省略，“Henderson, 1969”成了最常见的简化引注——一部书的罗马数字，在转引链里失踪了。

1977年第三版，亨德森与普伦蒂斯主编，丛书第95卷，出版方从学术机构换成商业出版社（Bohn, Scheltema & Holkema），收录约800家，并首次明确区分植物园、树木园与大学附属教学园三类机构。1983年第四版，亨德森独立主编，出版地迁至德国柯尼希斯泰因，篇幅474页、收录798家——真正的变革在字段：从基础机构信息转向保育功能评估，新增活植物收藏总量估算、濒危植物保育项目、国际种子交换参与状态。迁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第一次以字段的形式进入名录，与20世纪80年代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的兴起同步，也为1987年BGCI的成立提供了全球机构基线数据。1990年第五版是纸质时代的集大成：C. A. 海伍德、V. H. 海伍德与彼得·怀斯·杰克逊（Peter Wyse Jackson）共同主编，突破1,000页、收录超过1,400家，新增建园年代、经费来源、公众教育、种质资源库等字段，并设立机构名称、国家、专类主题三重索引。

回看这五次改版，每一次字段扩展都不是编目技术的改良，而是行业使命转移的化石沉积——名录的目录结构，就是植物园史的岩层：首版围绕分类研究与引种交换，第三版回应功能分化，第四版对接保护议程，第五版契合科研机构向多功能保护机构的转型。

三、3,765个名字与2,112家植物园：数字时代的口径难题

1990年之后，纸质版停编，BGCI的植物园数据库（GardenSearch）接棒，纸质时代的静态快照变成实时更新的数字生态。依托姊妹数据库植物搜索（PlantSearch）的机构数据，罗斯·蒙斯（Ross Mounce）等2017年在《自然·植物》（Nature Plants）上发表了迄今最全面的评估：来自1,116个机构的数据显示，至少105,634个物种保存在全球植物园网络的活植物收藏中，占全球已知维管植物科的93%、有胚植物属的59%、物种的30%。名录数据的意义，由此从“登记多少机构”跃升为“保护多少植物”。

但数字时代也把老问题放大了。2023年4月14日访问BGCI数据库，成员机构名称多达3,765个，其中带“植物园”或“树木园”名称的约2,237个——其余是花园、公园、墓园、庄园、保护区、国家公园、基金会或名称不完整的机构。海伍德的判断更直接：符合“保存有记录的活植物收藏”这一定义的植物园，实际约2,500家，“远低于目前的一些估计”（Heywood，2020）。

全球植物园数量的核查过程：初步名单3,201家，经逐家网站核查后降至2,265家，六大洲分项之和为2,109家，计入功能性树木园约2,500家；数量前十位的国家合计占54.7%

         四组数字并存，谁都没有说谎——它们只是标准不同。数字时代名录的核心难题，从“信息获取”转向了“标准界定”：什么叫植物园，是一个治理问题，不是一个统计问题。

四、2014年重启：把3,201家核成2,112家

2014年，IABG理事会决定编纂新版《世界植物园国际名录》——此时距上一版出版已经24年。在前主席海伍德的指导下，华南植物园迁地保护团队从多种来源初步汇编出3,201家植物园的名单，然后做了一件最笨也最可靠的事：通过网站检索，把每一家逐一核查一遍。933家因名称错误、重复、关闭或地位变更、地址信息不全、缺乏植物园功能而被删除，总数降至2,265家；随后名单送交十位国际专家分大洲评审——Tim Entwisle（澳大利亚）、Vernon Heywood（英国）、黄宏文（中国）、Michael Kiehn（奥地利）、Christopher Dunn（美国）、William A. McNamara（美国）、Ana María Molina（阿根廷）、邑田仁（日本）、Yong-Shik Kim（韩国）、Christopher Willis（南非）——最终修订为2,122家。

2018年7月12日，成果以《全球植物园与树木园名录核查清单》（A Global Checklist of Botanic Gardens and Arboreta）在IABG网站发布，明确定位是编制新版名录的第一步，并开放反馈渠道。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核查清单六大洲分项之和是2,109家，与前言所记的2,122家差了13家——名录编纂的精度问题，从来不是新问题。此后名单继续经多轮筛选与各大洲理事审核，至2023年约含2,112家（廖景平等，2023）；海伍德记录约2,200家，若计入功能性树木公园，全球约2,500家。

这份核查清单，第一次给出了当代全球植物园的可靠基线。美国以363家居首，中国162家、澳大利亚122家、法国与印度各90家、意大利86家、德国82家、日本78家、俄罗斯60家、巴西46家次之；非洲仍有15个国家、亚洲仍有11个国家或地区没有植物园。与首版名录中欧美发达国家占比超过七成相比，均衡性已大幅改善——但植物园的分布与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仍然高度错配：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非洲只占6.17%，欧洲与北美洲合计超过55%。

五、从登记到治理：一部名录的升级

名录的编纂工程之外，IABG自2015年起探索引入全球植物园认证（accreditation）：提出7项建议、编制2份咨询报告，并召集由美国公共花园协会（APGA）、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植物园协会（BGANZ）、中国植物园联盟、欧洲植物园联盟与BGCI代表组成的国际工作组。国家层面的认证也先后落地：中国出版《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2018），法国出台法语国家植物园认证章程，南非推进国家植物园扩展计划，巴西设立国家植物园委员会认证。

植物园标准维度与绩效评估体系：界定性、管理性与专业绩效三类标准与评价构成框架主体；右上方为法国国家植物园历史与扩展计划时间线（1923—2030），右下方为巴西国家植物园委员会认证的增长曲线，左下为《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科学出版社，2018）

海伍德的可持续性评估则揭示了一个悖论：植物园在各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义务、承担爱知目标（Aichi Targets）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任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很少植物园——包括许多国有植物园——获得与所承担使命相称的政府或公众支持，世界上相当数量的植物园在为生存而挣扎。于是他提出了一串更难的问题：我们需要多少植物园？是否应当支持濒临失败的植物园？现有“西方模式”是否适应当地条件？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名录的走向就清楚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名录不仅要登记机构与收藏，还要纳入可持续管理评估、生态贡献核算、社区服务成效。名录的终点不是一张表，而是一套标准——治理功能让名录从“数量增长”的账本，升级为“质量提升”的标尺。

六、给中国国家植物园的提醒

 现代植物园的功能演变与使命担当：左栏为科学、艺术与使命三条线索的演进要点，中栏显示三种植物园模式共同汇向“植物多样性保护使命”，右栏为从就地保护到迁地保护的13项整合保护策略

第一，纸质名录是“化石层”，不可用当代数据库回溯替代。每一版名录都是其出版时期全球植物园事业的精准快照；用今天的BGCI数据去改写1963年的登记，会造成历史研究的时代错置。反过来，把五版名录纵向对齐，就可以定量刻画全球植物园的增长速率、扩张路径与功能转型节奏——这是植物园史研究现成的时间序列。

第二，标准即治理。界定“何为植物园”是名录质量的生命线。中国在标准建设上已经走在前面：《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与国家标准的落地，让中国植物园联盟在国际认证工作组里有话可说。名录的下一轮竞争，比的不是谁登记得多，而是谁的标准经得起检验。

第三，从“被记录者”到“建设者”。IABG秘书处设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新版名录工程由中国学者主持——中国已经坐到了全球植物园治理的编制席上。而数据也支持这个位置：中国植物园栽培约29,581种维管植物（399科4,315属），其中本土植物约15,693种，约占中国已知维管植物总数的50%；约59%的中国受威胁植物已获迁地保护保藏，高于欧洲（42%）与世界平均水平。名录与编目，正是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地基。

结语

从650家到2,112家，从一本绿色封面的书到一个实时更新的数据库，再到一部正在孕育中的新版名录——六十年里，这部名录完成了多次身份升级：登记工具、协作基础设施、迁地保护监测平台、治理标准。

一部名录的命运，就是一个行业对自己身份的持续追问。追问还在继续——因为“什么叫植物园”的答案，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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