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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读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的《周易十日谈》一书。该书20万字,10章,由已故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和戚文(戚本禹)等编著。
这本书我买了有30年了,以前读过,但读得不太仔细。最近由于推进几年前就开始的《中国语文哲学——以语文味和文人语文为核心》(这本书曾被一些了解情况的语文界同仁称为《语文周易》)的研究的需要,拿出《周易十日谈》来重读。从中又读到“六经皆史也”这句话。
说是“又”,是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来说,“六经皆史也”这句话太有名,也太常见了。“六经皆史也”,是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名著《文史通义》中一开头就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影响深广的一句名言。过去见到这句话,巩固一下“六经皆史”这个认识就过去了,并没有多想。今晚不同。今晚在这句话上反复琢磨了好久。主要是想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学科教育学或教学法。
大中小学,各学科都有各科的教学法。各学科的一些一流名师,也大都摸索出了虽不一定都体系化,但有自己个性特点的实操性较强的教学法。其中最优秀的那部分教学法,都既不可避免地烙有时代的痕迹,也潜在地与创立者个人的成长史尤其是心灵史,有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教学法千法万法,诸法皆史也。
是的,教学法诸法皆史。所谓“诸法皆史”,一方面意味着某种社会必然性。就是说,好的教学法是时代的发展特点与需求的产物;另一方面,好的教学法也意味着个体或个性的必然性,应答的是创立者生命成长过程中的某种内在的呼唤。用儒家的话说,好的教学法是“达人”与“达己”的统一。用时髦的话说,好的教学法是“及物”的,“及”教学主体之“物”,具体说就是既”及“学生之“物”,也“及”教师自己之”物”。
我认为,“教学法诸法皆史”应该是研究教学法的一条规律。我这里说的规律,既包括探索、提炼高质量的教学法的规律,也包括对已创立的教学法进行研究的规律。遵循了这条规律,对创立教学法者而言,创立的的教学法就在成为时代的某种镜像的同时,也成为自己生命的某种镜像,这样的教学法就可能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对研究既有的教学法的学人而言,由于其研究“知人论法”,由于对被研究的对象有“同情的了解”,其研究结论就有可能深刻,而且感人,不“隔”。
但目前,我国教学法研究注重教学法的社会规律有余,注重教学法的个体性或个性规律很不足。一些学人甚至认为,个体性或个性等生命体验渗透进教学法研究过程,对于教学法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是一个损害。于是就产生两种现象。一是面对一个新的教学法,人们看不到这个教学法与创立者的个性生命之间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必然关系。用儒家的话说,这种基于“纯客观”研究提炼出的教学法或学问,是作给别人看的 “为人之学”,而非自己的生命表达与提升乃至完成的“为己之学”。这种教学法往往艺术性、艺术化不够,显得匠气十足。二是一些学人对已创立的教学法进行再研究时,不善于、不习惯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像文艺理论家研究文学作品“知人论世“那样去“知人论法”,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对创立者的个体性或个性等生命成长过程与其所创立的教学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这种研究既肤浅,又缺少感染力,是一种“死”研究。
广州名师梁青在撰写《程少堂传》一书的过程中,“教学法诸法皆史”的意识清晰且强烈。她除了高度关注语文味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还深刻关注到语文味理论的心灵背景——是从我的生命中开出的花朵。因此她写的这本传记,有些章节很耐读。
202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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