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中亚（三）

在撒马尔罕就住在大学边上，上午一大早已经看见一群群的学生穿着学位服在拍照，毕业季就要到了。撒马尔罕虽然整个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我们还有重要的工作，所以继续赶路前往布哈拉。当然，布哈拉古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中亚这些地名的汉译，张骞来时有一批，后来唐朝又有更多。但那时的用字现在看来许多都很生僻，例如《大唐西域记》中将撒马尔罕称为“飒秣建”。布哈拉在唐代则称为不花剌，译音还很准确。我记得自己上中学时一直都不认识“剌”字，以为“花剌子模”是花“刺”子模，直到跟学历史的哥哥聊天，问我“花刺子模”是哪里？才发现自己认错字了！

撒马尔罕至布哈拉公路两旁的广袤原野上，棉田还没有开种，而田间地头最常见的树木，则是成排的桑树。在中国南方，有所谓的桑基鱼塘，如果对比称呼，在乌兹别克则是桑基棉田，起到稳固田埂，保护土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桑树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树。甚至能看见两人才能合抱的桑树树干，不知道它们已经生长了多久，至少不比那些古城年轻。有了桑树，就有可能养蚕，于是就有了丝绸。乌兹别克的养蚕业十分发达，并且带动了丝绸业的发展。桑树也可以作为水果，这个季节桑葚已挂满枝头，快要熟透了。

从撒马尔罕去往布哈拉是一直往西走，而明显地看得出，随着气候越来越干燥，荒漠出现了。今天气温已达29°C，就更感到土壤里的水平几乎被蒸发殆尽。在这种环境下，种植葡萄是更好的选择。张骞出使西域时就了解到，当地的农业和畜牧业兴盛，产稻、麦、苜蓿、葡萄等，葡萄多用于酿酒。中国现代栽培葡萄的源头，就是由张骞从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宛带回的栽培葡萄。而中亚葡萄如何起源？又如何通过栽培演化形成葡萄的现代东方品种群？

古脊椎所研究团队开展深入的国际合作，对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约4000年前青铜时代的贾尔库坦（Djarkutan）神庙遗址和萨帕利（Sapalli）聚落遗址出土的栽培葡萄种子遗存进行研究，取得了多项发现，包括中亚青铜时代至少存在4种形态差异明显的栽培葡萄品种、人们已经有意识选择更大更饱满葡萄用于祭祀活动、社会需求促进葡萄栽培进一步选育等。

形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亚青铜时代的栽培葡萄种子可分为4个典型形态类型，包括2种以短茎、圆颗粒为突出特征，与现代野生葡萄种子相似的似野生栽培类型；1种以长茎、长颗粒、较大个体为显著特征的代表性驯化栽培类型；1种颗粒大小中等，种子形态介于野生类型与驯化类型间的过渡类型。其中，过渡类型占遗址中发现全部葡萄比例的45%，似野生栽培类型占40%，驯化栽培类型占15%。这种形态类型分布表明，在中亚青铜时代的果园中，至少存在4种具有明显形态差异的栽培葡萄品种，其中的典型驯化栽培类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现代驯化葡萄特征。

将贾尔库坦遗址神庙祭坛周边的样品与普通定居点萨帕利遗址中出土的葡萄种子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相对普通定居点，神庙中出土的葡萄种子平均体积偏大，类型更加集中。这种差异可能指示在青铜时代的中亚，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的选择果实更大、更饱满的葡萄用于祭祀活动。考古资料也显示，青铜时代中亚地区的绿洲农业文明以小型绿洲城邦为主，这一时期城市快速发展，神庙等仪式性场所出现，市民与精英阶层人口增加。这些因素可能加剧当地人群对更高产、更饱满葡萄品种的需求，从而促进当地农民对果园中的栽培葡萄开展进一步选育。

我们继续西行，中午时分抵达布哈拉。布哈拉位于泽拉夫尚河的冲积扇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而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保留至今。布哈拉不仅是萨曼王朝和布哈拉汗国的都城，还是阿凡提的故乡，这是我此次才知道的。

没有休息，我们下午就前往布哈拉市西北角的古堡考古现场。由于多次毁坏和重建，层层叠加，使整个古堡形成一座高达18米的高台，外边由厚厚的城墙所围，看起来有点像雅典卫城的感觉。古堡遗址发掘只是一个代表，在整个布哈拉地下20米的纵深范围内，埋藏着不同时期的大量文物和古迹。这座古城的建筑艺术珍宝和文化古迹正在逐渐恢复本色，吸引着越来越多世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