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朱文曼老师

2013年6月20日，我的恩师朱文曼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永远簇拥在她周围的学生们。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但朱老师当年的点点滴滴仍然那么鲜明地刻在我们的心头。

1980年底，我从白城铁路工作调动到长春物理所。长春物理所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研究方向以发光学为主，还有光通讯和无线电等。长春物理所的前身是“东北物理所”，1963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三室全建制迁往长春，与原东北物理所的人员合并，建立了长春物理所。物理所三室的研究方向是发光学，这成为了合并后的长春物理所的主要研究方向。

我能够以工作调动的方式到长春物理所工作，是朱老师的鼎力相助，没有朱老师，我就不能完成我人生中这重要的一步跨越。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开始重新招收研究生。我从第一次招生开始，连续考了三次，每次都差一点点，就是考不上。正好那个时候朱老师在长春物理所组建图书情报室，需要增加一些人手，所以就帮我办理了工作调动。那个时候，从一个三线城市工作调动到省城，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力量的话，是很困难的。这次调动的每一个关节都遇到贵人，顺利通过，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长春物理所是隶属中国科学院的事业单位，进入其中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朱老师招收我进所，到情报室工作肯定遇到了很大阻力。后来我进所以后，听说很多人传我是北京物理所所长的儿子等等。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能进入物理所工作的原因。朱老师提出，这些人都是公开考试招聘来的。谁都可以来，但是都要考试合格。

我们家与朱老师和许先生家是通家之好，他们从上世纪50年代就认识了。我父亲在民国时代从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去英国留学，1951年回国。回国后即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职，我母亲也来到物理所工作。许先生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也到物理所工作。后来在编写物理所《所志》中三室的一章时，我查阅了物理所的文书档案。我看到我父亲与许先生曾经在1952年（我出生的那年）到1953间，一起做过硅酸盐的研究。两家的世谊，即从此时开始。

我们两家一直来往密切。我家有个小黑板，我们经常在上面写写画画。我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一次家里来了客人（那时家里客人很多），大人我也记不住，只记得带来了两个小女孩，他们走后，黑板上留下三个粉笔字，“许少鸿”。这是我父亲鼓励她们在黑板上写字留下的，对此我印象非常深。那一代的老科学家相互拜访是非常频繁的。

1981年许先生(右二)和朱老师(右三)来北京

与我父母在家附近的老院图合影

许先生和朱老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许又文，小女儿朱方文。许又文那个期间下乡7年，赶上了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到吉林师大学物理，是我的校友。许先生和朱老师饱尝了子女被“陷”在农村的忧愁，所以特别帮忙地把我弄到物理所来。虽然朱老师在室里做事一碗水端平，正气凛然，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对老朋友子女的偏爱和照顾。比如暑假的时候特意派我去北京出差调研什么的。我父母听说我去长春物理所后，来信嘱咐我对朱老师和许先生“要执后辈礼”。

到了长春物理所，工作安排自然是朱老师刚刚建立的图书情报室，在众多研究室排行第十，人称“十室”。一开始我在《发光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工作。

长春物理所建所于1963年北京物理所三室迁来之后。那时诸事未顺，科研和管理还没有走入正轨，就赶上了十年浩劫。中国科学院其他的老所都有一个学科期刊挂靠，而《发光学报》则是拨乱反正以后才创刊的，一开始刊名好像是《发光与显示》，是朱老师在许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一手创建的正规学术刊物。我刚去的时候，国内科研工作刚刚走入正轨，研究产物不是很多，所以《发光学报》（前身《发光与显示》）是季刊，每三个月出一期。我和编辑部其他同事一起，编辑校对，还偶尔帮忙发行，工作量不是很大。各个部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经常以各种组合在一起工作，其乐融融。这里面朱老师的管理方式和人格魅力起了很大作用。

按照朱老师的设想，我在情报室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情报研究。当时的科研机构的年轻一代大多英文不是很好，阅读国外文献耗费时间比较多。另外，国内发光界应用研究比较多，很多企业和公司的从业人员资料条件较差，没有中国科学院那么多的外文期刊。朱老师的设想是情报室为国内科研人员做一些筛选和摘要，为应用从业人员做一些报道。这当然要求做情报搜集和分析的人员外文阅读能力要好，但更要懂专业。因此，朱老师招进来的这一批人，四个人里面三个是学物理的，一个是学德语的，加上原来室内日语和俄语的人才，做情报研究的人员分布是十分科学的。这是朱老师的一个创举。据我所知，在当时国内的图书情报界是一枝独秀的。而绝大多数的研究所的情报工作人员是学外语出身或者图书管理人员。

情报研究的成果一般是一些报道和摘要。朱老师为此建立了一个出口，就是一份比较灵活快速的小报，月刊《发光快报》。我们的摘要报道主要发表在《发光快报》上。除了做报道，朱老师还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专题调研。分配给我的是Langmuir-Blodgett薄膜。这是一个用高分子技术制作有机单分子层材料的方法，当时用来制作场发射器件等。我把主要的文献检索来，先细致地阅读，不懂的地方查资料、看教科书或请教所里的研究人员。大约半年以后，写成一篇综述发表在当时的《发光与显示》上。这实际上是我科研生涯的一个重要台阶。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很难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第一篇文章能这么快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增强了自信心。朱老师鼓励人主要就是让人增强自信。

我到物理所之后不久，中国发光学会成立了，这是个二级学会。学会挂靠在长春物理所，会刊就是《发光学报》。挂靠单位得有个办公室，得有人处理日常事务。所里把学会办公室设在了情报室，让我和周华担任学会秘书，负责日常事务和会议组织什么的。这样一来，我就有了四种工作：《发光学报》编辑、情报研究、《发光快报》报道和学会秘书。对此，朱老师非常支持，想尽办法为我们创造条件，放手让我们自己安排协调几方面的工作，从来不随便干预。有时候图书馆有了什么临时工作，我们也要去帮忙一下。那个时候虽然忙，但年轻人多，大家齐心协力，精神上很充实。有个春游什么的活动，朱老师也参加，根本感觉不出与我们的年龄差异。

和我一起进入情报室的还有杨绍凯，他是北大的学生，也是一直在考研究生的。还有一个郑永成，文革时的高三学生，好像是吉大工农兵学员学物理的。还有周华学德语的，好像是武大的。年龄比我小一岁，很能干。我们四个几乎同时进入情报室。一时间，“齐刷刷地”新来怎么多年龄相仿的男员工，在所里挺受人注意。我记得又一次朱老师去干什么，我们几个都跟着去了，走在朱老师身后，引人注目。从那以后，所里有人称我们为朱老师的“四条汉子”。

当时我们这股新生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工作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相处得也很不错。那么这么一帮人相互之间没有矛盾吗？当然有。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矛盾起自于差别。这些人的年龄、性格、出身、修养、阅历和追求不同，为自己规划的人生也不同。这自然就会导致三观不同，时间长了，必然会心生芥蒂。比如，有的人干活真是一把好手，抄卡片坐在图书馆一连多少天不动地方，稳稳当当，心无旁骛，筛选一大堆杂志，抄出很多卡片，质量也很好。但这个人的追求就很奇特，特别看重钱。曾经动员大家一起离职去开饭馆（改革大潮中，他的一个朋友开饭馆很赚钱）。比如还有的人，性格比较阴沉，爱打听别人的以往过节和隐私，曾经对我说：想编一本十年浩劫期间相互整人的“大事记”。还有的人嫉妒心过重，在我面前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等等。可见，朱老师抓到手里的并不都是“一手好牌”。但是，为什么情报室这一摊工作一直欣欣向荣，不断上升到新高度呢？为什么直到朱老师去上海科技大学之前我们这几个人从来没有发生大冲突，相处和合作得都挺好呢？这主要是朱老师带领团队的决定性作用。

朱老师在每个人进入情报室就给他安排好了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她说过：“你们的工作，都是根据你们的发展方向安排的。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朱老师用人不光是要人“干活”，更重要的是“培养”和“发展”。这样，由于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发展方向就各有特色，就避免了大家走到同一条“独木桥”上，自然就减少了很多冲突。而朱老师直接关注我们的每个人的工作情况，经常点评一下，这样大家又都有共同的评价标准，大环境是良性竞争的，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就不存在了。

朱老师并没有明说让我朝哪个方向发展，也许她看出我并不满足于在情报室永远干下去。但她培养我的基本技能的安排与我个人的追求不仅不冲突，而且是一致的，当时就明显感觉出来，而且事实证明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朱老师在室里开办口语班，每天上午一个小时，开办了一段时间，直到把我们引上了自学口语的正路。这为我后来出国访学非常有帮助。

朱老师的英语水平不仅一流，而且还有家学渊源。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去朱老师家帮着办点什么事，看到朱老师的母亲和一个年轻后生（方文的表兄弟？）在讨论英语。老人家讲解用上海话，我听不懂，但间或念出两句英语，发音却非常准确地道。朱老师一流的英语在长春物理所是大家公认的，经常看到那些学术骨干拿着文献来请教朱老师。因此，当面接受朱老师的英语授课是一场难得的“灵魂洗礼”，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在场的也未必能完全感受。那一段在情报室的工作实在是一种高级享受。

朱老师对我的安排和照顾到了“偏爱”的程度。一年暑期，朱老师跟我说，北京有个晶体结构和计算机的研讨班，让我去参加。晶体结构是做科研的内容，计算机是当时的大潮流，去北京学习又能让我回去看看父母。朱老师这种带有“偏心”的安排，当时让我非常感动。有一个时期办公室紧张，朱老师看我坐得太难受，就让我进她的单人办公室办公。有一次，某同事从哪里“踅摸”来一个什么“出国英语培训班”，说是参加后能送人出国（其实是忽悠）。他去找朱老师，提出要去参加，朱老师说，情报室要出国要排队和考试，几乎是“生硬”地安排我也去参加，在工大旁听了一段时间。这件事直到后来听到这个同事跟我发牢骚，我才知道朱老师又对我“偏心”了一次。但是，有时什么工作干得有些瑕疵，朱老师和许先生都严厉地指出，让我马上改进。这也是对我的特殊爱护。

情报室大环境能够保持的新风正气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朱老师的个人魅力。朱老师身上有着满满的贵族气质，言谈语吐之间高贵优雅。这是很多人的感受。朱老师是金陵女大毕业的。朱老师的父亲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也曾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任职。朱老师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朱老师的家里成了这些组织活动的地点之一，朱老师父亲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掩护。而这一切早就被朱老师的父母看明白并默许了。朱老师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反对蒋政府的街头游行。朱老师申请入党的时候，她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她和著名音乐家郑小瑛两人打着一幅长长的横幅，走在队伍最前列。

朱老师的学识非常渊博。英语本身自不待说，英语世界的人文地理、生活习惯和社会活动无所不知。全世界科技出版物如数家珍，图书馆学融会贯通。朱老师虽然学的不是理科专业，但对发光学本身也很懂，尤其是新出现的材料、器件和研究方向抓得很准。朱老师还非常善于学习，一些年轻人来问英文，她就跟他们讨论发光学的问题。在这种榜样的带领下，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能不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呢？我们调研的课题都是朱老师根据全世界的科研动向，结合所里和全国的发光学发展方向，给我们安排的。我们在调研过程中，随着阅读文献的深入，都感觉课题选择得很准，心服口服。我在情报室先后进行过“Langmuir薄膜”和 “MOCVD制备方法”，以及“单原子层镀膜技术”等课题的调研。它们后来都成为了长春物理所的研究方向和重要实验方法。这也说明朱老师的情报调研选题是非常前沿的。

朱老师为了让我们的调研贴近科研第一线，并且不断提高自身水平，还匠心独具地给我们几个学物理的安排了“挂靠研究室”活动。比如安排杨绍凯去一室参与发光物理的研究，安排郑永成去三室接触光致发光材料。朱老师让我自己找个实验室。那时我正做着一个硫化锌单原子层制膜技术的调研课题，与二室研究内容接近，我也对电致发光感兴趣。于是，朱老师就跟二室室主任范希武打了招呼。朱老师为我们“下基层”的事情跟这些室的室主任打招呼，室主任都非常尊重朱老师，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我记得有人质疑杨绍凯的目的，当时一室副主任张新夷就解释，“他们是作家来体验生活”。我在二室受到了室主任范希武老师的大力支持，让我到他们室做了一个关于Langmuir薄膜的报告。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初级职称还没有呢，一个工农兵学员给一个研究室的全体科研人员做学术报告当时是很稀有的。后来二室的一个研究人员就把Langmuir薄膜当作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到英国去访学时学的就是这个，回国以后一直研究了好多年。

另外一个课题，“单原子层镀膜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很快就调研结束了。其中的主要学术思想，一直到后来我做了科研之后还影响着我的薄膜生长想法。我好几次都向做薄膜的学生强调衬底温度的重要性，基本想法就是来自这次调研所学到的知识。

朱老师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帮助我建立了自信心。我们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改开以后，在研究所里的工农兵学员很多，明显地表现出跟不上当时的科研节奏，往往在每一轮改革中被“大浪淘沙”。这种时代大潮自然也会影响我们。我记得我做完Langmuir薄膜的调研课题之后，朱老师说“写成一篇综述投稿《发光与显示》”。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行吗”。朱老师说，“有什么不行”。结果通过审稿之后，顺利接受，发表了出来。这是我从事科研工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我忽然感觉到自己“能行”了。朱老师让人建立自信心的教育方法使我受益很深，同时也为我的教育方法注入了灵魂。建立自信心成为我后来带学生的第一个重要目标。

朱老师作为室主任，一个研究室的管理者，对我们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遮风避雨”。长春物理所是三个部分合并的，合并后又赶上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到了1980年，我到长春物理所后，当时的科技处长许汝君就跟我说，“我们跟应化所和光机所这两个老所不一样，始终就没有理顺”。三所合并，外来的研究方向为主，加上历史遗留的派性，其中的隔阂日深。另外始终有一种我称之为“刁民文化”的风气，就是谁更粗野，谁更流氓，谁更能闹，大家就怕他，得到的好处就比别人多。这其实是一种“丛林法则”的体现，是社会失序的产物。北京物理所三室的人主要是江南一带的读书人，书生风气，自然不适应东北的这种粗放人文环境，所以始终没有把研究所的管理“搞掂”。所里始终有一种乡村文化。说来也奇怪，长春物理所的这种文化在后来一旦合并到光机所就销声匿迹了。这更说明长春物理所长期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

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太太”，他热情地问我在情报室做什么（其实我父母也曾与她先生在物理所同事过，两家也相熟）。我跟她讲了调研的课题。她当时说：“课题还有呢”，并强调了好几遍。看那个意思，我如果问一声“是什么”？当场就能从她那个xx处“颁发”给我。我说，我手里这个还没做完。她看我不太“打拢”，她又说道：“你注意啊，有些调研课题不能去做。比如太阳能电池。” 这种外行理直气壮地指手画脚要求专业人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回到室里我就跟朱老师说了这个事情，朱老师显得很生气，说“这是非组织行为”。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书生风气浓，社会经验少，所以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是多么严重。但我知道，将来关于工作的事情只能听朱老师的，别人不管什么身份和关系，都不能听。在情报室，我们这几个人，做工作是好手，应付这些事都是外行。但我们的成长从来没有受到“丛林法则”的影响，这是朱老师为我们排除了各种干扰。

许先生和朱老师50年金婚留影

朱老师的渊博学识，优雅气质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光彩照人。某一次去市里开什么会，一位省委领导同志第一次见到朱老师，当时就说朱老师有一种“贵族气质”，断定她不是东北人。1949年之后，中国有过几次南方人集中移居北方的过程。这些南方人具有当地特别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理念，按说对发展北方的文化经济是难得的历史契机。但是，这些南方人也很难适应北方的气候和带有渔猎民族残留的人文环境。很多南方人过了一段时间择机又迁离北方。这必然对当地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带来一些损失。我觉得许先生和朱老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长春物理所的，尽管他们说原因是“年纪大了，不适应北方气候”。

我在17岁时下乡插队到东北。后来调动到长春物理所，去美国研修，之后到北京物理所工作。在这三个关键的人生台阶上都是受到许先生和朱老师的有力地提携了。我不会忘记他们。

朱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是她的音容笑貌一直印在我们的心里，像是刚刚分别于昨日。愿朱老师和许先生在天国永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