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阴荏苒？老组长贾克昌老师20年前退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而当年接替他当组长的我，如今也退休了。

贾老师是北京通州人，1937年出生，今年（丁酉）是他的八十寿辰。

2017年11月，在贾老师8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去养老院给他开派对。给贾老师“戴帽子”的是我的学生王文洪，现在他接替我做课题组长了…

我们给贾老师开生日派对，党支部和工会也派去了代表表示祝贺，买了个蛋糕。贾老师看见蛋糕开口就说，“买这么大蛋糕干嘛”！老爷子的脾气我们是早就摸透了的，就跟他抬杠：“您吃蛋糕还不许我们也尝尝？您吃不完我们带回去给那些馋嘴学生吃还不行呀？”老头一听就乐了。这就是贾老师的脾气。都说他“厉害”，我们可一点不觉得。

2007年，贾老师70岁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为他办的生日派对

贾克昌老师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固体电子学专业。毕业后即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参加过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代号“109丙机”）的存储器研制任务，参加过军用磁性天线的研制工作，为了研制磁泡存储器生长过GGG单晶。贾老师更重要的工作是设计研制了一大批磁测量设备，这对于经历国家长期受到外部封锁和处于“国民经济崩溃边缘”恢复期的科研事业来说，贡献是非常大的。这些事以后慢慢说，这里只讲讲贾老师给我当组长和我给贾老师当组长的那些个事情。

贾老师手迹。总结了个人主要科研工作(写于2008年)。

1997年，贾老师六十周岁退休。我们请他留在课题组继续工作，这一干就是11年。我们课题组早期大大小小十几台设备，都是贾老师为我们启动磁相变材料的研究方向自行研制的。用贾老师做的设备做实验，我们在磁弹和磁相变材料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

直到2008年贾老师才不再每天来组里工作，不过每逢退休党员活动、情况通报日，体检或来所办理其他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要来组里看看的。每当这时，我们这帮后辈就一拥而上，看座上茶。嘘寒问暖一番之后，就把贾老师拉去实验室，诊断那些被我们用到“伤痕累累”，故障多多，查到“黔驴技穷”，但仍然“病因不明”的仪器。说来也怪，贾老师一出手，三下五除二，原来的故障就排除了。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检修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了，但故障依旧。如果说每个课题组都有自己的“迷信”的话，那我们组就是这个了：贾老师做的仪器怕贾老师，却专门欺负我们几个。

贾老师退休后为组里研制的综合测量仪器（摄于2002年）。为了满足大量筛选样品的要求，贾老师为组里一口气儿做了四台。系统可以同时测量同一块样品在不同温度下的磁性、电阻和应变三个物理参量。

我给贾老师当组长之前，贾老师给我当了四年组长。

我是1994年回国来到贾老师组的。这个组是磁学室的公共测试组，是后来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生长点。第一次去见贾老师，发现他的办公桌就在仪器旁边，平时用它办公，仪器开起来就用来排列待测样品。

贾老师跟我也没有太多的话，起身带我到晶体生长炉所在的房间。一台崭新的进口晶体生长炉已经水电气真空系统安装完备，只等着厂家来开机调试了。

这台设备是世行贷款采购的，是一台磁悬浮冷坩埚射频加热提拉单晶炉，特别适用于稀土过渡金属间化合物的单晶生长。调试前需要一条30千瓦三相专用电力线路，需要专门的保护地线，需要存水2吨的自有冷却水系统，要自己配一套高真空获得系统和保护气体系统。这么多的工作量贾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很快就完成了，里里外外显示着高超的设计思路和动手能力。以后这台设备又出现过无数故障，都是贾老师在我一筹莫展时过来修好的。当然，我也没辜负贾老师的手艺。国际上第一个<111>取向(Tb,Dy)Fe2大磁致伸缩单晶就是六个月后用这台设备长出来的（这个故事今后再讲）。

当时组里最高级的设备是可以降温到1.5K，升场到9 T的超导磁场提拉样品磁强计。这是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与我们联合研制的。贾老师是主要研制人之一，曾经与几位同事一起到法国接受培训和验收，并负责安装调试，最后成为设备的使用维护者和再次开发人。那个时候这种设备比较金贵，“傻瓜化”程度也不高，因此都是由职工来操作，不像现在学生直接自己上手测量。贾老师负责日常测量之余，又根据磁学室的实际科研要求，为它研制了备用电源、磁电阻测量系统，制作了各种反杜瓦、样品杆、样品盒、液氦输送，以及真空系统等零部件，扩展测量项目，保证良好运行。

当时各个研究组的科研经费可不像现在这么充足，液氦还是挺贵的，一旦开机，超导磁体浸泡在液氦里，测量不测量液氦也在不断挥发，消耗让人心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液氦用在测量上，为了给各个课题组节省测试费，贾老师想了个办法，平时不灌液氦不开机，直到各个课题组攒足了样品，一次开机连续测完全部样品，然后关机升温。这样，大约是一个季度开机一次，一次开机持续一个月左右，开机期间每天16-24小时连续测量，用最少的液氦测量尽可能多的样品。

这样液氦是省了，人却很累，因为需要测试人员在这一个月内日夜加班。贾老师让负责这台设备的樊老师（家住城里）值白天班，他自己值夜班。这位五十多岁的老组长，开机一次一个多月，天天晚上测量到半夜。第二天还要起早过来放上个样品，在等待樊老师从城里乘车过来这段时间里不让机器闲着。我问贾老师，你不累吗？他说，习惯了，我随时能眯一会儿。一个MT曲线测量一般要用一个小时，夜里设定好，贾老师就靠在椅子上打个盹。长期养成了习惯，测量结束提拉头动作的声音一停止，自己就会醒过来。

提拉样品磁强计安装调试后留影。主设计J. P. 勒布亚博士（右三）与贾老师（右一）以及磁学室其他同事。这台设备是由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奈尔磁学实验室与物理所磁学室联合研制的。1980年研制期间，贾老师在法国该实验室工作了半年，设备于1982年正式运转(照片来自赵见高老师，拍摄时间大约1981年)

我来组之后，虽然定义自己是个研究人员，但组里的主要工作是测量服务，老同志这么辛苦地干，我不伸把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于是我跟贾老师说，提拉样品磁强计开机的时候，我参加晚上值班。贾老师挺信任我，待到下一次开机的时候，就把MH，MT，RH和RT等几种主要操作方法教会了我。

一开始我干得挺来劲，每天都测量到半夜，回家之前再放上一个样品，让机器再自动多工作一个小时。遇到测量自己的样品，还能干个通宵。但天天这样，到二十天以后就有点不顶劲了。一天，我晚上九点半放上个样品就走了。结果第二天看到贾老师给我留了个条子：“为什么不放上个样品再回家？”后面还缀了个时间“（10:40）”。他以为我测量到十点半，忘记放样品了。可是，贾老师昨晚怎么会来呢？

自从我学会测量，可以独立值夜班之后，每天下午白班老师没下班之前，我就来到测试房间，准备接手。贾老师见了都要问我一句：“晚上你在这儿？”我要是答应了的话，贾老师也不说什么就回家吃饭了。我开始以为，看这意思，有我在这儿，今天晚上他就不来了。我想，贾老师比我大15岁，那时已经是接近60的人了，贾老师晚上回家休息，由我来值夜班是应该的。可是看见这个条子，问了别人才知道，贾老师并没有在家休息，这些天仍然每天晚上来加班！我值班替换下了贾老师的测试时间，贾老师并没有用来回家休息，而是在别处加班，而且每天都比我晚走。

他是在三楼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干活，赶着装配给外单位研制的测量设备。那个时候的制度改革已经允许将一部分科研经费“提成”为奖金了。但我们是测试组，十来个人里能申请基金项目的人并不多。因此，为外单位研制设备，是支撑组内职工奖金的主要来源。

贾老师带领全组为全所做测试服务，又发挥专业特长为所内外许多单位研制了各种测量仪器。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仪器填补了国内空白，也为组里发奖金做出了重要贡献，保护了大家的利益，稳定了技术服务队伍。

无论是节省液氦费用，还是给职工挣奖金，其实这都是贾老师和他带领的测量组的老师们在用辛苦来换钱。贾老师比我大15岁，其他测量老师也比我年龄大，他们并不比我更有体力去为别人的科研省钱。但这些老同志发自内心就认为必须这样工作，这就是自己的责任。

如果说有什么“代沟”的话，那就是我真做不到像他们这样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坚定的信念和持久的执行力。

贾老师毕业于科大物理系的固体电子学专业。学这专业的在磁学室工作，注定就是以技术服务为主。退休前，贾老师要花费相当部分的精力在测试服务方面，开机时还要值班，并非全部精力用于仪器研制。倒是在他退休之后，贾老师在我课题组里研制仪器设备时发挥出了更大的创造力。

这些仪器中包含了很多贾老师的创新内容。比如给国家造币厂做的印刷油墨测量仪。纸币印刷中包含很多加密点，其中一些要求油墨具有磁性。这种高标准的磁性油墨过去我们的造币厂只能靠进口。在油墨国产化的研制中，要求流水线上可以对产品实时地快速测量，以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制币厂向贾老师求援，他从思路到设计到产品一气呵成，研制出了磁性油墨快速测量机，测量时间（含脉冲磁场电源充电）不到1分钟。这套设备试用认证后实现了量化生产，用在了要求非常严格的央行造币行业。

1998年，课题组开始了磁相变材料的研究。当了解到磁相变材料在发生马氏体相变时磁性、电阻和外形都会发生突变时，贾老师设计出了综合测量系统，可以同时测量交流磁化率，电阻和应变与温度的关系。用了这个方法，我们发现了MnFePAs相变过程中不同物理参数发生在不同温度下的现象，提出了不同物理参数的突变发生在结构转变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物理概念。这个测量系统从信号放大到数据采集，从样品载台到驱动源，除锁相放大器和纳伏表是进口的，其他所有部件和电路都是贾老师带着联培硕士生张智祥自行研制的。贾老师后来把这套系统的全部设计图纸和关键技术交给了物理所的物科光电公司，到现在销售量已经达到几十台。全国这款设备到现在也只有我们所物科光电公司生产，也没有见到过有同类的进口产品。

贾老师给课题组做的最后一台设备，是一台振动样品磁强计（VSM）。用一个旧电磁铁，从南京大学陆权老师那里买来了振动头和采样线圈，进口的锁相放大器，理化所生产的低温系统，贾老师自己做了高温系统和全部电路和数据采集。别看贾老师在学校学的是分立元件的“固体电子学”，但对后来快速发展的集成电路元件用起来得心应手。

就在这样一堆市售产品的集成中，贾老师自己的一项核心技术使得测量精度达到2x10^-5，超过同类产品一个数量级！要知道10年后我们从美国厂商LakeShore进口的VSM的这一项关键指标也不过如此。贾老师的集成创新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贾老师为解决各种实际难题而琢磨出来的技术革新就更多了。比如，在钕铁硼永磁场的25(直径)x300(L)mm的孔中，做出仅占用2mm径向空间的水冷套；液氮液氦均匀温区导热套和液氮反杜瓦，高准确度铂电阻传感器，8 T脉冲磁场电源和充磁系统，交流磁化率/磁电阻/应变同步测量样品杆，穿过生长界面的50安培大电流帕尔帖效应系统，等等。贾老师设计的20针脚布线方式我们沿用至今，成为了我们的“组标准”。

国内科研目前正在使用的仪器设备当然要比过去好很多，但有多少是国产的呢？有多少是根据前沿工作的需要而自行设计和研制的呢？随着老一代技术精英的退休，国内测量技术和仪器研制出现了速度放缓的趋势。相比之下，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对进口仪器的强烈依赖，凸显了这些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技术发展的不均衡性。

贾老师具有自己的特色教育方式。他带出来的硕士生张智祥说，贾老师教给他的软硬件相互配合和电子学方面的知识使他在毕业后多个工作岗位上都发挥得游刃有余。每到高等院校毕业设计季节，贾老师带着三五个学生加入他手头的工作，边讲边干，井井有条，看着像是帮着干活，但结束时每人都能写出一篇各有特色的毕设论文。

当贾老师遇到实在解不开的难题时，他的诀窍就是找一个像我这样的电子学外行，先给我讲一遍，然后很认真地跟我讨论，一边理清思路，一边寻找启发。我表现出的没听懂之处，他就耐心地再讲一遍。而答案往往就是在这样的“不对等”讨论中找到的。我的一些电子学知识和技术理念，也是在这种时候由贾老师传授给我的。

贾老师是老北京人，办事有个“讲究”精神。

有一个时期我们中午带饭吃，只要是带来类似韭菜包子那样的气味重的食物，贾老师就拿到办公室外吃，吃完再回屋，说怕我们不喜欢这股味道。

他怕做仪器的噪音干扰我们，就把办公室搬到X光劳厄机房间。老设备射线防护不太可靠了，他就用钉了块镀锌铁皮的柜子隔开做防护。

20特斯拉脉冲强磁场设备移动后线路出现放电现象，他不让我们上，说我们没经验，自己钻进电路里面找故障点。

到了2008年，贾老师看到组里的设备基本齐全了，自己家也住得比较远了，就提出不再来组工作了。当时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让我把他的返聘工资马上停掉。我跟他说，返聘人员是月底发工资，下月我不上报你的考勤，你的工资自然就停了。老爷子生怕我疏忽了让他多领一个月的工资，跑到所里人事处去叫停自己工资。弄得人事处长给我打电话，问我组里出了什么事？可是后来组里设备出故障，贾老师天天挤公交车过来，一修就是一个星期，要给他开点劳务费他却坚决不要。

去年我退休以后，和贾老师都归所里“离退办”管了。我和他聊起退休待遇，不知道为什么贾老师是按照副处长的待遇核算的退休金。他在所里做过12年行政工作，当过所长助理、行政处长、物资处长，管过基建，所里“受控楼”就是他主持盖的。他说“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

贾老师是以副高级的职称退休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在退休之前解决正高级呢？他说自己中间做了12年的行政，很多一直做业务工作的老同志都没提正高，他也就不提了。

我不知道怎么用今天的语言评价贾老师这样一个普通科研人员的特殊想法、特别作风和特色性格。在今天，这种当年非常普遍的价值观已经很少有人津津乐道了。我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些，把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让我和我的学生都不要淡忘…

2011年，春节聚餐前闲聊。似乎是在讲餐桌礼仪什么的…

2006年，学生毕业。学业成功也有贾老师的一份心血

有一副好嗓音。老年合唱团的主力(2006年)

2004年，春节家宴后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杨伏明老师，张效昌老师和贾克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