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影响教学成败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上课形式，而在于教师的讲演。教师的演讲要对学生产生真正的影响。在这方面看，中美高校之间的确存在一定差距。

今年暑假，杨英锐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小学期中，为学生们开设了两门课程。

虽然身为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但杨英锐对国内的大学却一点儿也不陌生。近年来，他先后在北大、清华、人大、中山大学等多所国内高校开设过课程。他坦言自己喜欢讲课，而记者与他的交谈也是从讲课开始的。

教学须有“兴奋感”

《中国科学报》：我知道您每次回国都喜欢给本科生上课，而且很喜欢上上百人的“大课”。但在国内很多人眼中，美国高校式的小班上课才最能调动学生积极性，上“大课”的方式已经有些“落伍”。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杨英锐：在这方面，国人是存在一定误解的。

首先，美国高校也不完全是小班授课。在美国，一般私立高校的确比较强调小班授课，但在公立高校中，受学生人数的限制，小班授课未必普遍。而且小班授课在美国高校的实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高校评价指标的影响，并不完全代表这种授课方式就真的比大班授课“先进”。

其次，在国人眼中，似乎感觉小班授课会更加注重学生间的互动，因此对学生更加有利，但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原因很简单，即使是小班教学，如果教师本身功力不行，其互动效果也不会产生。

换言之，影响教学成败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上课形式，而在于教师的讲演。教师的演讲要对学生产生真正的影响。在这方面，中美高校之间的确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科学报》：您所指的差距是什么？

杨英锐：首先强调一点，这里我所指的高校是中美两国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校种类各有不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回到差距的话题，举个例子，我在美国所教授的课程中，不仅是每个学期，即使是在每一节课中，我都要在现有的课本知识基础上，讲授一些我自己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我最近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是我在研究中的困惑。对于这些内容我不仅很熟悉，而且有一种向学生倾诉的欲望。在这一过程中，我甚至会产生一种兴奋感。

我认为这是教书最重要的：一个教师要用自己的兴奋去感染学生，并以此告诉学生，学术生活是件值得兴奋的事情，知识不是“我告诉你，你接受了”就可以完结，而是需要自己创造。要知道，在学术的道路上，影响学生比教会学生更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说，教师要以一种布道的精神教授学生。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国内的高校教学缺乏的就是这种“兴奋感”？

杨英锐：应该说，国内大学中的很多教师在授课时，很少讲授自己的东西，而照本宣科的教授是很难让自己和学生产生教与学之间的兴奋感的。要知道，对于教师来说，教学不应该成为一种负担。一个新理论先在自己的课上讲两遍，既可以减少漏洞，还可以知道如何写出来让人读得懂。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大学，不管是跨学科知识还是单一学科，教师都不应给学生布置太多参考书，因为这其实是教师的责任。换言之，参考各类著作，将知识整合，发掘新亮点并传授给学生，这本是教师的义务，学生只要通过课堂学习，就应该能对知识进行系统掌握。给学生布置过多参考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教师本应承担的压力，转移给了学生。一个创新的课程，应该是概念自足和工具自足的，这对学生只是适应的问题，但对教师是不断自我挑战，要求当了教授以后还要不断学习。

要创造“自己的理论”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导致中美高校在教学理念上出现差距的原因在哪里？

杨英锐：假设中美两国各有数量相同的研究型大学，但在美国的大学中，会有10%的教师内心有一种冲动，他们希望在课堂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而在这些人创造的“理论”中，最少有90%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站住脚。剩余的10%对理论的把握相对较好，但这中间或许也只有10%理论最终会产生影响。粗算下来，这一比例仅占总比例的千分之一。但正是这千分之一的成功率，保证了美国高校强大的科研能力，这种科研能力也会反过来，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毕竟即使是一项失败的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会有太多可以和学生分享的体会和心得，这足以引发教授的教学兴奋，也能给学生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型大学里面，90%的失败率就意味着学校内部要有很强的学术气氛，对于教师的失败研究，校方要有极强的容忍度，教师也要十分看重自身的学术信誉。

反观国内，即使是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教师也普遍没有创造一个自己的理论的冲动。在很多教师看来，自己科研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创造最先进理论，而是追随、引进最先进理论。但我们要明白，一个领域的开创者与一个领域的追随者，哪怕是最好的追随者，这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这种“追随者”思想对教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英锐：最大的影响就是使学生缺乏一种对学术生活的感受。

具体来说，学生跟老师学习理论知识当然是必要的，但更要学他当年是如何“成名成家”的。没这种学术空气，学生就无法感受老师怎么“创造”知识，也无法感受老师的学术生活是什么样的。

在现阶段，我们要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创造新东西的使命感和兴奋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物质生活比较差，这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对未来有种理想化的期盼，不管前路多曲折，他们都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强大动力；但如今的青年学生很难再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让学生感受教师的科研兴奋，培养他们对学术生活的向往。

从自身开始“解套”

《中国科学报》：就像您所说，在教学乃至科研方面，国内高校相比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要改变现状，就外部政策层面、高校层面和教师个人层面而言，哪方面需要作出最大改变。

杨英锐：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谁责任更大的问题上过于纠结。应该说，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错综复杂，而且一环套一环。对此，人们习惯于将责任推给自己所处位置的上下游，自身并不愿意改变。但事实上，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正是各方能正视自己的缺陷与不足，首先研究如何解开自己身上的“套”。

举个简单例子，目前高校中存在部分教授学者，将自身的工作重点从校内移向校外，从课堂移向项目，这就是自身的“套”没有解开。要知道，作为大学教员已经有了稳定的职位和社会地位，更有了大多数人都难以得到的自由空间。一个人获得终身教职，同时就有了创造新知识的义务与责任。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算得上是天下最好的工作。因此舍弃一些诱惑，尽量淡化无谓的横向比较与竞争，好好做功夫派学问，这是我们的责任和本分。自我解套，其实是一种智慧。这样的大学教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学生们离开了学校，也会对知识与学术生活怀有内心的敬畏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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