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衷心祝贺陶勇教授的大作《眼内液检测》一书出版！

我认识陶勇教授10多年了，我们算老朋友。他师出名门，曾在黎晓新教授和姜燕荣教授指导下学习。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年轻有为”四个字，特别是他系统地建立了以葡萄膜疾病为切入点的眼内炎检测方法以后，我敢大胆和肯定地说，他的工作把目前眼科发展引入到了精准医学新时代，他做出了与他年龄不相符合的了不起的贡献！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2019年11月23日上海举行的第13届APVRS会议期间，陶勇教授郑重其事地要求我为他的新著《眼内液检测》写一篇序言的时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原因有三：

首先我从来没有被邀请为别人的著作写过序言。写序言者一般都是本作业领域的所谓大牛。我有自知之明，小牛都算不上。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只不断奔跑的小蚂蚁而已。小蚂蚁可以为别人的著作写序言，能不吓一跳吗？

其次，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我也能够处理一些复杂的葡萄膜疾病及并发症，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还谈不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葡萄膜疾病方面的专家。

第三，该书所涉及到的大部分内容属于分子诊断学方面的内容，也不是我的专长。

虽然也许还有比以上三点更多的理由我不是该著作序言的合适人选，但是看着陶教授真诚的态度和相似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该领域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成就，尤其是仰慕于他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再加上抱着认真学习他新著的态度，我还是非常乐意地接受了陶教授的邀请。

葡萄膜（uvea）为眼球壁的中层，位于巩膜和视网膜之间，由前部的虹膜、中间的睫状体和后部的脉络膜三部分组成，彼此相互连接，并且血液供应系统同源，病变时相互影响。顾名思义，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疾病即为葡萄膜疾病。葡萄膜疾病的病理损害是葡萄膜的炎症、肿瘤及退行性病变。葡萄膜疾病以炎症最多见，称葡萄膜炎（uveitis）。它既是常见眼病，也是主要致盲眼病之一，其种类繁多。据统计在我国其患病率占眼病的5.7~8.2%，致盲率达1.1~9.2%，因此葡萄膜炎的诊治在防盲治盲中占有重要地位。

现多认为葡萄膜炎是一种自身免疫病，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与炎症介质的释放、自由基的激活等因素有关。相对于葡萄膜炎具有相似的临床症状和眼部体征，例如，起病较急，疼痛和视力下降、瞳孔缩小、睫状充血、KP、房水闪光和虹膜后粘连等改变，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根据病因临床上将其分为内因性、外因性、继发性三大类，内因性是主要原因；也有将其直接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两大类，因感染源不同和疾病性质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分类。理论上病因分类应当是最理想的方法，但实际上难以做到及时的病因诊断，况且到目前为止多数葡萄膜炎的病因还不明确，因此尚待完善。仅就目前所知的感染性因素就包括 ① 细菌感染，如结核、梅毒、钩端螺旋体病等；② 病毒感染，如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腺病毒等；③ 真菌感染，如白色念珠菌、组织胞浆菌病等；④ 原虫感染，如弓形体病等；⑤ 寄生虫病感染，如弓蛔虫症、猪囊虫病等。非感染性包括病原体不明，往往有免疫异常表现或伴有全身疾病。如晶状体源性葡萄膜炎、交感性眼炎、Behcet病等。由此可见葡萄膜炎病因繁多，发病机制极为复杂，目前还不很清楚。一方面由于葡萄膜炎具有相似的临床症状和眼部体征，另一方面，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因此目前临床上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只能选择以拮抗炎症为主要手段的治标办法，难以采用消除病因的根治办法。这样就导致了治疗的盲目性，与目前倡导的精准医学有很大的差距。

2015年年初，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谈到“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取得的成果时宣布了新的项目“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计划”。按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精准医学”的定义，“精准医学”是一个建立在了解个体基因、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的新兴疾病治疗和预防方法。简单来说，精准医学就是先创建一个庞大的患者医学数据信息库，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分析比对患者信息与数据库里的信息，进一步了解疾病的根本原因，从而开发治疗针对特定患者特定疾病基因突变的药物，并确定哪些患者服用哪些药物，以及预测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我理解所谓精准医学，是指根据个体基因特征、环境以及生活习惯进行疾病干预和治疗的最佳方法。精准医学的实质包括两方面，即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在精准诊断方面，通过对病人临床信息资料的完整收集，对病人生物样本（包括眼内液）的完整采集，并通过基因测序、分析技术对病人分子层面信息进行收集，最后通过利用生物信息学分析工具对所有信息进行整合并分析，从而使得医生可以早期预测疾病的发生、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疾病可能的结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子诊断。在形成精准的诊断后，就需要精准治疗。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就是通过收集病人信息及样本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后，为临床医生的临床决策提供“精确”支持和依据。对于病人来说，就是“精确”告诉病人使用什么药物有效，有效率是多少；使用什么药物无效，使用了这种药物副反应有什么等等。

早在2002年，陶教授面对一个骨髓移植术后视网膜血管炎进行病因诊断时发现血液中的病毒检测持续呈阴性，所以当时其他专家考虑是自身免疫因素导致的，建议用激素，但是陶教授认为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可能性比较大。他最终说服病人取了房水，果然病毒检测呈阳性。从这个病例开始，他就坚信常规血液学检查不能全面反映眼内的情况，眼内是相对封闭的环境，需要进行原位检测—这就是今天广泛应用的眼内液检测。虽然当时在国际文献上已经有眼内液检测应用到眼科疾病诊断的个案报道，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大多数都是各自实验室自己做出来的结果，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对比分析研究，更谈不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陶教授一方面由于本身具有喜欢挑战疑难问题的天赋；另一方面，葡萄膜疾病患者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由于病因十分复杂，属于眼科领域的疑难杂症，因此，大多数眼科医生也不会把葡萄膜疾病作为自己专业方向，相对于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而言，又属于眼科领域的冷门方向。陶教授出于一个眼科医生的天职，近10年以来，为了尽可能地挽救葡萄膜疾病患者的视力，作为一个孤独的独行者，在进行了无数次试验的基础上，终于建立起来了各种葡萄膜疾病的眼内液检测方法。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同行逐步认可和接受他建立的眼内液检测方法。

我认为眼内液检测是精准医学在眼科学领域具体实践和应用最成功的例子。最初，眼内液检测被应用于葡萄膜炎的诊治中。葡萄膜炎包含一系列不同疾病及全身表现，其诊断往往具有迷惑性，而治疗通常面临着“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一刀切，给患者带来沉重的身体痛苦和经济负担。而眼内液检测的出现让葡萄膜炎的诊治迈向了精准治疗之路，既往悬而未决的病因有了确诊的可能，从而能够让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近几年随着眼内液检测的推广应用，陶教授发现大多数葡萄膜炎都具有感染的背景，这对葡萄膜炎的病因研究和分类是一个很大贡献。而随着这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目前眼内液检测已经逐步应用于眼科其他疾病，包括老年黄斑变性、视网膜血管阻塞、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遗传性眼病等等，几滴眼内液中蕴藏的巨大信息正在带领我们走上眼科精准医学之路。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力量的抵制。我相信眼内液检测也不例外，而这些同行专家的友好质疑也应该是陶教授不断负重前行的动力源泉之一；同时我们应该很庆幸生长在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而在50年以前发明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Charles David. Kelman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他发明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对整个眼科学界构成了强烈地冲击。当时绝大多数的眼科医生都在使用手术放大镜进行操作，接受超声乳化手术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放弃沿袭了多年的手术方式，而且还要从头学习显微手术操作技巧。因此，在超声乳化手术普及的过程中，Kelman医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甚至是整个眼科学界的抵制。几乎在每一次演讲过程中，他都会遭遇充满敌意的听众，承受讥笑和挑战。最严峻的一次发生在美国休斯顿举办的泛美眼科学会会议上，当Kelman医生演讲结束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极高威望的、年近75岁的Sergi Amandoresca 教授走上讲台，指着Kelman医生的鼻子，公然发表了侮辱人格的评论：“Kelman 毫无医德可言，他应该是出现在酒吧里的小混混，而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医学论坛上”。

事实胜于雄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在全世界的推广和应用。基于他对人类健康的巨大贡献，2004年Kelman医生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Lasker Award）的眼科医生，这是第一次破例授于已故的科学家。我敢说，如果Kelman医生还活着，也许获诺贝尔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国的屠呦呦等其他人就是先获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后来再获的诺贝尔奖，他们都是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医药学专家。

陶勇教授作为我国眼内液检测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奋斗在临床第一线，亲手创建了国内首个眼内液检测的专业实验室，无数的疑难葡萄膜疾病患者经过眼内液检测得到了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最终保住了光明，为推进眼科精准诊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是陶勇教授多年以来辛勤耕耘的结晶，不仅囊括了他在眼内液检测中的应用经验，对提高临床一线医生加深眼内液检测中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大有裨益；更闪耀着他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不畏权威、勇于创新的精神境界和高贵人格魅力！陶教授作为年轻80后中取得突出成就的眼科专家，他的成功之路特别为当下年轻眼科医生的成长提供了可以复制和借鉴的模式。从陶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可能不能完全根据年龄、排名和所坐的位置，而更应该看看他给我们改变了什么、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探索无止境！探索既充满艰辛又充满乐趣，最后衷心祝愿和期待陶教授作出更大贡献、造福更多患者！

最后再次衷心祝贺《眼内液检测》一书出版！希望本书能够进一步推广精准医学在我国眼科界的广泛运用，为我国眼健康事业助力，造福更多的眼科疾病患者！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第三批专家会员

中国眼科未来领袖培养对象

中国首位ARVO学会“青年临床科学家研究奖”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