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防死守了几年，躲过了初一，可还是没有躲过十五。

打过疫苗，日常防护又是小心翼翼，可刚进入五月份，终于还是被放倒了。头开始晕乎乎，自测抗原，成了二条杠的“中队长”，体温也突突起来，直接跨过39°，看来是坐实了。服下一片“Doliprane”，三四小时后，高烧是退了，可浑身软绵绵的，说话没有力气，吃饭没有胃口，看来是有点烧“憨”得了。“憨”就“憨”点吧，谁叫我原本就是“憨憨”的。

本以为算是过了，正暗暗庆幸，可后来的后遗症却来的有些措手不及。凌晨，难受，爬起来量血压，低，低到血压仪一度报乱码，人在椅子上坐不住，手在不停颤抖，还浑身冒汗，这汗出得就像是开了自来水龙头，连脚底的老茧皮好像也在冒汗，悄然无息中就是一记恶狠狠闷棍，看来是撞鬼了。晕乎乎，慢慢咽，咽下一口水，安然地躺在沙发上再“测”，人好像在木讷中渐渐“活络”起来，过一段时间测一次，随之数字在缓缓望上升。

总算侥幸逃过了这一劫，家人的陪伴和佑护，自身的免疫力，还有那片退烧药……零零碎碎，应该是渡过这次劫难的不可少要素。岁月悠悠，留给悠然生活的是阅历和认识，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走向终点，才不负来世上走这一遭。

惊恐过后，再次宅家严防死守，直到有一天被约，毕竟人还得有正常生活和自由交往。于是戴上口罩出了门。地铁里人们大都戴着口罩，这仿佛成了一种天然的自我约束和日常的生活状态。车厢里，繁复的机械撞击声、单调的报时、音乐声……久违了，人间烟火气。

无所事事时，朋友圈里跳出一张讣告，随之是一条说明，是崔的女儿发的消息。崔兄走了，走得有点突然，在我脑海里顿时涌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未说话就笑眯眯的模样。再叫一声“崔兄”，其实平时我很少这样“海派”地称呼别人。记得那一次中学同学在一家宾馆聚会，这位匆匆赶来的老同学，身板骨挺，虽然多年未见有些面熟陌生，可当他径直走到我身边时，握手，拍肩，随口就朗朗大声招呼。

“陆兄！”显然他还记得我，至少没有认生。

“怎么会呢？你还有过这么多的徽章！”这次是我被兴奋点燃了。

“哦！崔兄，好记性。”时隔近五十年，他不仅记得我这件还算可以被人“拎”得出的轶事，真令人高兴！于是也学着同样的称呼，叫一声别样的“崔兄”，那是被真实的场景记忆所感动。一位久别的同窗学子，一份善良的人间温情，太难得了，不禁浮想翩翩，谢谢曾经为之精心筹划的父亲和二伯，还有为此“得意”过的自己。

崔兄是中学里还没有毕业就出去当兵的，在那个晃晃悠悠的年代，在不读书、待分配的日子里，无疑是幸运得令人羡慕、垂涎。特别是像我个年龄段孩子，在学校里想融入社会，却在上下一片红海洋里连红袖章都戴不上的小屁孩，又是何等可望不可及的眼馋。原本轻松、愉悦的中学生活，在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中被摈弃在外，开始变得有些敏感、郁闷起来，心怀美好，却被边缘化，现代语境下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以往看似无所不能的父亲虽还没有浪漫到“惟愿孩儿愚且鲁”，当然也更不会有奢望“无灾无难到公卿”，此时，每每挨到这类话题，也常常枯坐房间一角而无语，显得从未有过茫然的无奈、无助。直到有一天知道二伯厂里可以买到市面上流行的紧缺的“万寿无疆”徽章时，我才开始变的活跃起来。随着徽章做的越来越大，我仿佛也变的越来越吃香；随着徽章做的越来越贴近“最新指示”，我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忙碌。

同学们在学校操场里教我学骑自行车，那时候有一辆“老坦克”绝不会亚于现在家里有一辆“宝马”车。我的第一次骑车上马路就是晃晃悠悠到杨树浦去拿徽章，省车钱还便捷；父亲也常主动给二伯写信、打电话，催着不要有“闪失”，可怜天下父母一颗心……

崔兄，如果前些日子没能侥幸逃过这一劫，我们可是要在另一个地方相聚了。经历过了，切切实实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其实，同学少年，还有生活中有很多人，在毕业的那一天就是一场别离，在挥手道别的那一瞬间，这一生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或者再也没有邂逅的机会。

开往人生终点的列车就是这样，会有人提前下车。人，孤独的来又孤独的离去，生活看似热闹，可每个人的人生终究是一次孤独的旅行。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深邃的天空下，是父辈的荫庇，拨开了脆弱、郁闷的阴霾。

一份割舍不去的缘分，留在了我的生命里。

（写于2023年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