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悲剧，揭示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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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开始，吴晗、钱锺书、费孝通这三位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人生轨迹开始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他们各自选择的道路，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三种截然不同应对策略。而不同人生策略背后展示的，是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巨大分化。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总也出不了大师？是否与此有关？科研能力强者却无权而得不到科研资源，造成空有理想而没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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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趁着中美正式建交的东风，派出了一个由十位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这应该是1949年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首次正式访美，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访问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学者：钱锺书和费孝通。

访问耶鲁大学时，受校方委托，余英时教授在家中款待了代表团，他后来回忆了自助餐会上一个细节：

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见《林纾的翻译》） 。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问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那一年距离吴晗去世已经整整十年，他的墓木已拱，却依然没有得到平反（中共北京市委推翻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全部结论，为其平反昭雪，是这一年夏天以后的事了）。

钱锺书、费孝通那个时候已经年近古稀，他们回首前尘往事，除了像余英时说的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之外，也有惋惜和慨叹。

在40岁以前，吴晗与钱、费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吴晗的女朋友袁震和钱锺书的女朋友杨绛住在同一间宿舍，称得上闺蜜；1949年，也是因为吴晗的力邀，钱锺书才举家北上，回到清华教书。而40年代中后期，从昆明到北平，吴晗和费孝通既是民盟的同志，又是清华的同事，作为抨击国民党，向往新中国的进步教授，他们是那几年最叱咤风云的青年学者。

然而，也正是从1949年开始，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他们各自选择的道路，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三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而不同人生策略背后揭示的，是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巨大分化。

其中最惨的是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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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本来是非常有希望成为大学者的，他有天赋，又肯用功，并且他在学术成长的关键时期，有幸得到第一流学者的帮助和指导：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等。特别是胡适，如果没有胡适以自己的声望之尊，向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力保，吴晗大概是没有机会进入清华深造的，他的人生之路将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胡适也不是老好人，他看准了吴晗确实是一块可造之材。以后的事实证明，吴晗没有辜负胡适的厚望，即使在清华那样藏龙卧虎的地方，他也能迅速脱颖而出。1934年，吴晗刚一毕业，傅斯年就向这个年轻人伸出橄榄枝，希望他到自己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在历史学界，傅斯年臧否人物的眼界之高是有名的，他能向吴晗示好，说明吴晗的学力在当时主流学术圈是受到认可的。

尽管吴晗还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清华大学是中国当时学术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学府，这意味着学术等级制度壁垒森严，要想出人头地，不仅学问要做的好，也要看教育背景（跟今天大学选聘人才看“出身”是一回事）。吴晗不仅没有留洋的背景，当年连清华也是以工读生名义考进去的，在这所最“洋气”的学校里，吴晗的职业生涯，走得并不顺利。

所以几年以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大学想做教授是不大容易的，才把他聘到云大做教授。

这种经历，对吴晗来说当然是一种磨砺，但是也造成他人格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自尊心特别强，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特别“要面子”。抗战时期，吴晗一度被请到西南联大去上课，主要原因是钱穆先生离校，教“中国通史”的教员人手不够，所以请他来“客串”。“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据说有一学年，第一次考试，吴晗就给全班学生打了不及格。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重视这门课，重视这个老师。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像周培源先生的物理学必修课，就给学生们吃过这种下马威，学生们也买账。可是吴晗那个时候辈分很低，还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教师，这样做难免让学生觉得妄自尊大。学生派代表跟吴老师理论，首先检讨自己不够用功，继而提出老师的授课方法似乎也可以改进。吴晗竟然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风波。

这个故事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何兆武说的，在他的回忆录里，无论上课还是为人，对吴晗的评价都不高。其实吴晗这么做，也很好理解，就是太过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祟，作为一位兼课的教师，本来就没有可资炫耀的教育背景，面对一群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学生，他当然希望尽快地树立权威，获得认可。只是有些时候，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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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有自尊心不是坏事，它可以鞭策自己在学术上不断奋进，只要有拿得出手的成就，假以时日，吴晗未尝不能成为那种不怒自威又让学生心悦诚服的大宗师。

可惜的是，也差不多从40年代中期开始，吴晗慢慢离学术圈越来越远，离政治圈越来越近，在战后的那几年，作为进步教授的代表，吴晗站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线，成为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作为社会活动家，吴晗的道路越走越宽，但作为学者，他的前途越来越暗淡。

我们可以拿费孝通先生做个对比，在国共内战那几年，费孝通也是声望很高的民主教授，也是最早秘密奔赴西柏坡受到毛、周诸公接见的进步人士，但是费孝通始终没有丢下他的学问，或者说，费孝通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新中国的期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的专业论著来体现的。终其一生，费孝通没有放弃他的学者本色，尽管他晚年做了很大的官（按照新中国的行政制度，费孝通的官阶比吴晗要高得多），但对学问的思考和钻研贯彻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反观吴晗，从1949年到1969年，他又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当然有很风光的时候，但是我们大胆揣测，在内心深处，他一定也有纠结、扭曲、不适应。关于他晚年的坎坷，很多作者有过很多详细的论述，不用赘述，当然最高潮是他在无意之中成为一个更大的历史悲剧的前奏和牺牲品。

最近十几年，学术界和读书界对当代中国历史人物有过一些反思，有人说吴晗“人生的前后半本，轻重明暗，往复进退，分裂得如有双重人格”，认为他这是“咎由自取”，钱锺书去世以后，他在美国的那番话，也常被人们拿来证明吴晗的“活该”。

这么说，固然可以泄愤，但是对前人并不公平。吴晗的悲剧，更主要的不是他的品行、人格和操守的悲剧（尽管这也值得我们反思），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学者谢泳先生说过，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尊敬他，就越应当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这是中正平和之论，因为我们如果不从外在的制度和社会找到深层原因，那么对吴晗悲剧的认识就太浅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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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悲剧是什么？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充分的知识、思想和能力储备，来应对剧烈的社会变迁的问题。

1948年春天，费孝通和吴晗联袂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一学期的“中国社会结构”课程，这是面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seminar，围绕一个核心主题每两周请一位参与者发言，他们关注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阶级，再具体点说，就是士绅阶层。

后来，费孝通把其中的十几篇文章结集交给储安平出版，题为《皇权与绅权》，这部小书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思，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学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总看法。

其中，费孝通和吴晗分别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费孝通的文章是《论“知识阶级”》，吴晗的文章是《论士大夫》。对照在一起读，就看出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的思考比吴晗要平和，也要深刻一些，因为他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面临的一个致命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困境。

这个困境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在传统中国，科举制度废除以前，一个人成为读书人和成为走上仕途，是同一个过程。当然有人读书就是为了精神满足，从来不考虑干禄一途，但这是很少数。大多数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反过来说，国家的制度设计，教育学生和选拔官员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所以在漫长的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是“道统”和“政统”的合一：既因为掌握知识，而成为“天道”（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控制者，也因为从考取最低层次的功名开始就进入预备干部的蓄水池，而成为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尽管最后能做上官还是少数，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四民之首”，是整个社会最受尊敬的阶级，他们说的话是有分量的，是有威严的。

但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军事强人凭着枪杆子，经济强人凭着钱袋子，地位猛然提高，都成为社会里最有权威的群体（当然未必收到相应的尊重）；另一方面，读书人受教育的过程和选拔官员的过程也分割开了，读书是读书，做官是做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回事。无论在精神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读书人的地位断崖式下跌。最惨的时候，“九儒十丐”，几乎到了社会最底层。

但是，毕竟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是站在社会领导者的位子上的，他们把受到尊敬、受到认可，说话有分量、有人听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那么，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还想回到从前那种地位，该怎么办呢？最便捷的方法，还是做官。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像钱锺书这样带着“出世”态度冷眼红尘的隐士外，吴晗和费孝通内心里，都希望通过做官，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当然，读一读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回忆录就会知道，他们那一代人做官，真的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胸怀天下，是真的为天下生民着想，是想着建功立业，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士大夫情怀。

但是，在吴晗那里我们看到，问题来了。在现代社会，做学问和做官的逻辑已经不一样了，官场自有它运作的规则，作为一个政治家，更需要的是妥协转圜，是折冲樽俎，这没有谁对谁错谁善谁恶的问题，而是说行政制度需要的那种实用主义的策略和手段，是大多数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具备的。

吴晗就是这样，他越想跟上政治的节奏，就被抛弃的越远，最终万劫不复。

而在“道统”和“政统”两分的现代社会，如何既坚持举起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大旗，又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灵活运用，巧妙回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因而也值得反思和改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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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晗的文论集《历史的镜子》。编辑很有心地把吴晗的两本文集编辑在一起：一种是吴晗1946年出版的第一本自编杂文集《历史的镜子》，另一种是1959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灯下集》。——这两本文集放在一起对比着读，非常有意思，仅仅过了十三年，论文的选题、文风和旨趣，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对比，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的镜子”。只是，我们能从中读出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读者诸君如果想把历史深处的帷幕揭开一角，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