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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统计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官方数据，导致当下中国的自杀问题研究没有确切的数据，自杀干预也只是停留在学者的口头呼吁上。

事实上，正是这些环环相扣的“忽视”，导致了鲜少有人知道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自从富士康在短时间内发生13起自杀事件之后，媒体开始将目光集中在中国这几年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典型自杀现象上，自杀成为了最受关注的城市病之一。

“据统计，中国平均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相当于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身亡。”这则来自《广州日报》的数据被媒体大量引用并转载。

但通过搜索寻找源头不难发现，每年28.7万人的自杀量是来源于2002年11月26日中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

这次调查由北京市回龙观医院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支持下，在全国23个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展开。

事实上，中国卫生部于1999年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交的自杀死亡率为：男性每10万人自杀率为13.0，女性14.8，平均13.9。

据介绍，中国自杀死亡率来源于两个抽样系统，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人口大约为1亿人；另一个为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的抽样网络，大概覆盖人口1000万。

但这两个系统所覆盖的城市人口数远远超过中国的实际情况。

因为这一数据的样本，来自21个省、36个市、85个县，超过半数的样本人口为城市人口。同时，基层的采样数据中，所谓城市死亡率统计，来自于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等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卫生部门，而农村统计人口来自于县城、镇的卫生所---农村人口在统计上再一次被低估。

自此以后，中国官方并未有正式的自杀率数据发布。

中国从2004年正式启动了全国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死亡病例报告系统，2005年对该系统的管理和质量抽样调查显示，在已开展工作的医院中，全国平均漏报率为33.07%，调查省份中最高漏报率达86.27%。

“死亡报告是有的，但自杀统计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官方数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极盛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

农村女性是自杀高发人群

相比中国自杀率的争议，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更被学界关注。

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303047人。其中，农村妇女自杀死亡人数为173230人。

每10万农村妇女中有38.77人因自杀死亡，而每10万城市妇女中，只有10.65人因自杀死亡。

这表明，我国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远远高于城市妇女，也远远高于城市男性以及农村男性。

“农村妇女自杀人数多，这里面包括伦理、经济和心理原因。”王极盛说，在以往调查中，他发现这与受教育程度、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家庭暴力等因素有关。

诱因往往是夫妻感情不和，吵架、动武，进而引起自杀。

比如，某个农妇在和丈夫吵架后，一气之下就喝了农药。

“你对我不好，我就死给你看。”某个孩子因为受不了父母的责骂就选择了“以死抗争”，把自杀作为解决这些冲突的一种方法，用自杀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抗议，这是和孕育于西方价值体系之中自杀更多地是出于绝望截然不同的现象。

在对4万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后，结果显示，有32%的人有精神抑郁问题。其中轻度抑郁占28%，中等程度的占3.9%，而有0.1%的学生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有20%的人患有抑郁症，这个概念是错误的。”王极盛说，抑郁的程度与抑郁症有很大差别，抑郁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有可能发展成抑郁症，进而会有自杀的可能。

“我研究过的一些案例，很多孩子对之前很喜欢的事情突然不感兴趣了，这就是一个危险信号。社会援助、心理危机专家介入和家人朋友的介入，而家人朋友的帮助是最直接，往往也最有效。”他说，有自杀倾向和采取自杀行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时介入自杀干预机制十分必要，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很重视这一方面。

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致老人自杀，深层原因则是社会保障不足。

中国流行病学研究者通常将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视为两个最重要的老人自杀诱因，但其实这两个表面原因离不开老人当下所处的社会现实。

2005年期间，中国老龄问题研究课题组在对全国60岁及以上的城乡老年人进行调查，4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在“对生活感到不方便的状况排序”中，将看病难放在首位，74.1%的人认为最迫切的要求是改善医疗条件。

在2006年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前，城市里很多老人没有医保。在广大农村地区，没有社会养老金的老人更高达90%。更何况当前中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

家庭纠纷导致老年人自杀更多由养老纠纷引发。

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留守几乎成为常态，这无形中降低了家庭对老人的抚养能力。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陕西、甘肃农村的调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一半得自己照顾自己，或由配偶照顾。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系景军在报告中指出，农村老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至五倍。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也曾在一个公开会议上透露：“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

重视三种人群的自杀预防

时下官员自杀数量虽然不多，但近年来每发生一起官员自杀事件，都会引起舆论骚动。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官员缺乏危机处理经验，让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如此分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官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压力过大而没有减压渠道、在产生自杀倾向时缺少心理干预机制的援助是官员自杀发生的重要原因。

心理学家冰冰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压力，人人都会遇到很多心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压抑太多，积在心里，会形成更大的压力，现在社会抑郁症越来越多，而抑郁症的自杀率是很高的。

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他们需要心理咨询，但很多官员是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隐私的。

冰冰说，至少有三种人群在中国现阶段值得引起自杀预防的重视。

一是老年人。老年人自杀在中国自杀人群中居前4位，人步入老年后，往往贫、病、孤独接踵而至，再加上老年人脑部的变化，很容易产生轻生念头。

二是青少年。调查表明，自杀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在青春期后期和假成人期，他们的情感往往起伏较大，心理素质不高，有可能诱发自杀。

三是经济条件、社会角色急剧下降的阶层。例如一些“白领”和高级“蓝领”，“很多时候，意图轻生者只在QQ群中留下一句话，然后，就永远消失了……”

干预自杀立法已有民间版

吴方舟是甘肃省靖远县农牧局农村能源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干部。从2005年起，他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劝阻干预自杀。他与一名叫肖敬的朋友一起，每年对五六百人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吴方舟的QQ名叫“真实”。由于志愿者是通过网络进行劝阻和干预，所以吴方舟每天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上网挂上QQ号，如此急迫上网是担心漏掉任何一个求助者。“主要是QQ和电话，在他们没有取得信任前绝对不让你见着他们，这是我的经验。”

“我们全国有1000人在做。其中90%是国家二级以上心理咨询师。”吴方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对别人自杀的劝阻也会对自己造成不良影响，整天和自杀者打交道，接触的都是别人的一些隐私和灰暗的信息，自己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

作为劝阻者，首先要有信心，要把试图自杀的人拉回来，你就不能让自杀者左右你的想法，所以志愿者更多时候也处于一种心理行将崩溃的状态中。长此以往，单靠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是无法承受的，必须建立干预自杀的社会应急保障机制。

生理疾病、抑郁症、恋爱和婚姻问题、工作问题、赌博问题，是排序前五位的自杀原因，这些问题大部分集中反映为自杀行为主体的生命质量低和心理应激能力低。

“每当逢年过节时，我手机一天到晚都是祝福的短信，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发的，心里的那个高兴啊，无法用语言表达。当看到那些短信，一切困难和不如意都烟消云散了，所做的一切都值了。”吴方舟说。

为了能够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2006年，吴方舟和其他志愿者们一起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国家为“干预自杀”立法，他们起草了相关草案。

吴方舟告诉记者，自杀和他杀都是死亡的一种非自然状态，我们可以发现自杀和他杀越来越密切，很多自杀者都有“扩大自杀”的征兆。

他说，为预防自杀立法决不仅仅是为了预防自杀，自杀是很多社会问题的一种集中反映，建议为预防自杀立法其实主要是期待整合力量提高公民的生命质量。

“2006年至2007年的建议为预防自杀立法，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吴方舟说，他们起草完成了自杀研究与干预条例(建议草案稿)和预防青少年自杀法(立法建议稿)两份建议法律草案。

他说，现在干预自杀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困难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比如，中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死亡报告系统；对可能用于自杀的工具特别是农药没有得到控制。

而且，全国还没有一个国家级别的中国自杀问题的常设交流平台，中国特别是乡村心理咨询严重滞后，我们目前还没有专门设立心理健康的电视台。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冲突不断，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正忍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和痛苦；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真空，价值混乱；物质化的畸形发展，使得心理问题突出，人们的精神价值被忽视。需要立法干预。

■延伸阅读

世界自杀地图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杀在众多死因排序中高居第13位。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2000年全球约有100万人自杀死亡，自杀未遂者则为此数字的10至20倍。

这意味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身亡、每3秒就有一人企图自杀。

自杀，已从个人行为演变成威胁人类发展的一大隐患。

其中，男性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有：立陶宛、俄罗斯联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标准：年自杀率大于60人/10万人)；

女性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为：斯里兰卡、中国、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等(标准：年自杀率大于14人/10万人)；部分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自杀率却非常低，如秘鲁、埃及等，年自杀率小于1人/10万人。

被称为“自杀天堂”的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刚一上桥便看见柱子上有一个标牌，上面写着：“打个电话吧，还有希望。”

原来，这是官方阻止自杀者从这里跳下去的措施之一。

据统计，至今已有超过1200人在此自杀，由于桥面距离水面数十米，加上附近海域常有鲨鱼出没，跳海者生还几率很小。为此，当地警局加强了对大桥的巡逻。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座大楼名叫“贾纳卡普里地区中心”，它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自杀大楼”。由于有很多人从这座大楼上跳下来，印度警察24小时在楼顶值班。

在印度乡村，自杀现象更为严重。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印度农民自杀人数不断上升。债务、干旱和唾手可得的有毒农药是自杀率高的主要原因。为阻止农民自杀，印度政府通过让农民自己演“肥皂剧”的方式“开导”他们，让他们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化解苦闷。

在韩国首都首尔，同样不难发现“自杀的阴影”。

走进首尔地铁站，你可能会听到贝多芬的《致爱丽丝》等柔和的乐曲，这么做为的是缓解乘客的低落情绪，防止有人跳下站台轻生。每当音乐快结束时，还会传出播音员的声音：“亲爱的乘客，让我们多想想爱我们的父母及兄弟姐妹，生命是多么宝贵呀。”

数据和摆在眼前的现实一样说明问题。

据世卫组织统计，在过去50年中，世界自杀身亡率增加了60%，如今全球平均每天有3000人自杀，而每一个自杀身亡的人对应着20个或更多的自杀未遂者。

日本东京车站站台的显示屏上有时会出现这样一行字：因人身事故，电车停开。所谓“人身事故”就是说有人卧轨自杀。据说周一这天人的心理防线尤其脆弱，因此自杀事件特别多。

按照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自1998年以来，日本每年自杀人数均突破3万人，平均每天有100人自杀。自杀死亡者超过交通事故的5倍。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也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人们的各种心理问题层出不穷。

有调查显示，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心血管疾病，高居首位。中国有3000万左右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在今年“春运”期间，一些地方铁路局就组织火车上的乘警接受心理培训，担任“心理压力释放员”。因为每年在客流高峰时都会出现“车癫”，这些人由于某些方面的精神压力过大，会突然跳车、挥刀砍人、哭泣、撒钱等。

王极盛对《法治周末》记者强调，自杀是有传染效应的，有的地方比较阴暗、或者之前有过自杀事件发生，而人们有时会选择这样的地点自杀。

比如媒体曾报道湖北京山地区出现了自杀屋、自杀洞，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