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形式和内涵有很多种，每个国家在选择科技创新之路时，采取的方式都不完全一样，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取决于每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相应的文化氛围。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决定着做事风格和思维模式，这两种软实力因素恰恰是创新过程中的核心要素。

我们来对比一下美国东西海岸的创新之路。东海岸开发早，比较富裕，知识积累充足，相对来说偏稳重。在美国早期的创新之路中，在技术层面，东海岸绝对占主导。比如，之前我们提及的贝尔实验室、IBM公司等等都坐落在此。西海岸开发较晚，西部牛仔的那种拓荒精神、独立独行的奋斗精神、敢于蔑视权威的牛仔精神等等早早就根植于当地民众。硅谷还没腾飞前，该区初并不富裕，人口密度低。除了自然环境外，其技术与知识储备都无法和东部地区抗衡。这决定了其早期所需的主要人员和技术需要从外地引进，从而造就了硅谷特殊的创新方式。

纵观硅谷发展历史，其最大的运行模式就是及时引进全球最先进的技术，通过初创公司的模式，把技术推向市场，逐渐形成高科技公司的汇聚地。而其基础的技术研究并不显得那么出色。所以，在研发这个角度，硅谷更重视的是“发”和实际应用。

开初创公司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需要事业、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一点是硅谷西部地区的创业者们最不缺乏。比如惠普公司的初创就充满了不确定性，缺资金、缺产品、确厂房、缺一切。公司最初曾经一度只靠家庭主妇的微薄工资填补度日。但是，在创业土壤中，惠普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公司。

时至今日，硅谷经过多年的发展、淘汰、并购，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慢慢形成了霸主型的超级大公司。其创新文化也渐渐开始变化。比如，惠普公司早期的先进公司育人理念，公司与员工的关系模式悄然变革。这些改变对于初创公司并不有利。换句话说，现代初创公司在硅谷想重现早期创业者的辉煌历史，变得非常难了。很大程度上，创业资金流被这些超级大公司所引导，创业风险系数变得更高。

硅谷的叛逆文化促成了其早期的创业热潮。其叛逆精神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创业者更倾向于去改造世界，其选择的技术方向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硅谷人确实做到了，可以说他们慧眼识珠，知道哪些技术日后可以广泛传播影响社会，影响未来。在以硬件为核心创新内容的时代，硅谷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缺乏会逐渐影响硅谷的创新版图与日后发展。没有一家实体公司无限辉煌下去，因为技术在革新，社会的品味在改变。

其实，到了千禧年前后，硅谷的创新已经进入了瓶颈。WWW经济的泡沫形成，当时只要学一门Java和网络编程语言，就可能在硅谷地区找到不错的工作岗位。但是，这个新方向当时并没有完全成功，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貌似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

好在硅谷人终于突破了实体技术的限制，在人工智能方面异军突起。马斯克等人资助了菲盈利组织OpenAI，开发出来ChatGPT，这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运营赛道，改写了之前的科技技术方向。在这关键时刻，OpenAI自己内部又开始重演肖克利的模式—“内斗”。从一个母公司中开始出走高级技术人员，形成不同的后续门派，无形中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推广做出贡献。这种跳槽文化当然还是延续了湾区的历史传统。

能够与美国科技创新发展直接进行对比的是英国。基于历史原因，英国在早期的科学引领和科技创新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英国也最早就做出了初代计算机，但是在随后与美国的竞争中败北。这其中的奥秘在于其领土和市场，而不是技术本身。英国的最大市场在其殖民地。其经济模式是靠殖民地输送基础资源，英国加工后再进行倾销，赚取巨大的利润，这种模式支撑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年代，是靠资源模式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到了高科技时代，英国发明的计算机无法有效地与殖民地发生联系，只能与美国这种新型科技打过直接竞争，最终败北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缺乏市场的支持。

我目前并不看好英国的商业模式，在英国留学期间能够感受到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正在迎来夕阳。传统的经济剥削模式不再灵光，狭窄的地域与独特的经济体系，无法支持英国在新一轮的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脱欧的举措实则表现出国家民众的思维分裂。

东亚的创新模式与美国部相同，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等，靠其灵巧的地理优势，在美国科技引领下，在应用和深化市场方面作出了创新。所以说，创新是一个复杂词汇，不单指科技创新，还包括设计以及市场营销模式创新。

新加坡地理位置最为独特，作为国际中转站，是一个文化碰撞与融合很激烈的地区。其更小的领土和人才储备空间，使得新加坡非常务实。它无法支撑向硅谷那样的技术创新规模，也没有硅谷那样的自由文化。新加坡选择的是一条捷径，专门选取能尽快变现的技术来进行市场转化。其育人模式也相当务实，从小就开始通过成绩分流，实行非常非常严格的选拔制。这种教育制度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扼杀创新思维，缺乏思想自由的教育很难培养出天马行空的创新者。当然，这种教育模式与新加坡的创新经济相匹配。稳定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大批高级人才足够支撑新加坡的“外来技术创新”文化与经济模式。只要引进得好，就不缺新兴的市场。

这一点上看似与硅谷有点像。但是，硅谷只是美国的一部分，美国的不同类型创新文化与地区整体上形成了内在的大体系平衡。而新加坡举国这样做，缺乏了弹性。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寄生”文化。在这里，我没有说新加坡没有技术革新。这如同硅谷一样，硅谷也有自己的技术创新点。但是，在很长的历史中，这些局部的创新点被那些改变历史的技术创新所掩盖，后者则基本上外来科技。

和新加坡不到600万人口相比，日本人口1.25亿。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很快就搭乘了美国科技发展的快车道。日本和韩国文化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大型公司制。日本目前的初创公司偏少，资本被那些历史沉淀下来的大型公司所控制。从某种意义来看，硅谷也这在朝着个方向迈进，这可能是一个历史走向。东亚的公司文化中就集成了大一统的思想。日本员工以公司为家，身为公司人，死为公司鬼，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这种风格是造就诺贝奖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诺贝尔奖大都与自己的单打独斗有关，很少颁发给LIGOs这种大型装置才能发现的成果。比如，1993年，作为一个小公司“日亚化学”的“非著名”底层研究员中村修二，最终成功研制出蓝色LED，并以此获得诺贝尔奖。

日本的创新属于迭代式的推进，把一个产品做到精致。日本企业能够做到以企业为依托，进行整体创新。对外，给人一种整齐划一的感觉，很少能说出日本企业内部某一些“英雄”式的创新人物。这些创新基本上以公司引导为指导，个人就是创新链上的螺丝钉，这种模式与日本的服从式的传统文化相关。

个人创新与公司整体创新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式。前者显然比较灵活，可以比喻成一个手提电脑。后者则比较成体系，有传承性，是产品不断精益求精的支撑，可以可以被比喻成科幻小说《三体》中秦始皇使用的用人群组成的计算机，可以实现一些功能，但是不灵便。

好在创新是一个多维度的世界，对于体量相对小的国家，占据其中几个方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与之相比，中国的创新之路则更加艰辛。第一，我们的创新起步晚，基本上错过了晶体管和计算机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中国是个大国，其战略眼光要远远超出这些小国家。

我们的优势也正好在于此，后发超车的优势，国土大，市场大，国内市场循环与国际市场的双循环模式，就已经羡煞很多国家。其次，多元文化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我们来看深圳的创新文化。深圳属于“移民”城市，平均年龄才30几岁，年轻人充满朝气，初创公司很多，最终形成了以华为等为首的高科技创新企业。这和深圳市的发展历史以及勇于人先的精神密不可分。在这以点上，深圳和硅谷倒是有诸多相似，形成新模式的“硅谷”也在日程上。科技引入与研发，二者兼而有之是新一代“硅谷”要坚持的方向，这个要求比早期硅谷本身发展要难得多。这就是演化中的规律，先发优势和后发的复杂度。

没有好的文化，包括艺术，就无法形成持久的底层创新意愿与能力。文化性格解决定着公司长周期的运行模式和发展方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期待着中国地大物博，文化丰富的资源能够为21世纪科技创新提供无穷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