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回溯发展，总能感觉到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可是，走到每个历史节点，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感觉到在创造历史。每一位成功人士的光芒背后，都有无数的心酸和奋斗的艰辛，几乎无一例外。

偶然与必然的自然组合，贯穿了几乎所有的过程，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生。正是由于这些偶然因素，使得每一个成功的故事几乎都不可复制。按照马云总结的策略去创业，大概率成功不了。即使把马云放到一个平行空间，复制一遍他的发展历程，也并不能保证他再次成功。很多事情的趣味不在于所谓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大方向，而是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那些偶然因素促成的偶然决策，却可以影响历史方向的故事。

在谈硅谷的偶然故事前，我们先用一些故事进行烘托。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前提条件之一是应用了新型的蒸汽机。这种机器需要燃烧物质来提供能源。如果只是用英国的树林做燃料，估计英国很快就会成为光秃秃的荒野。恰好英国地下有煤，结合蒸汽机，一起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启航日期为1492年8月3日，这是因为他相信世界末日学说。他的船队在预期的世界末日前赶紧出发，寻找东方大陆。他之所以敢于出发，是因为为他提供地理信息的地理学家算错了数据，告知其往西很快就能到亚洲。于是哥伦布就把发现的大陆误认为是印度，把当地土著称作印第安人。

大约三百年后，1779年2月14日，库克船长第三次探索太平洋，与夏威夷岛上的岛民发生冲突身亡。按道理来说，当地土著应该夹道欢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在此之前的1月17日，库克船长其实已经造访了该地，此时当地土著正在庆祝“玛卡希基节（Makahiki）”，祭祀波利尼西亚神明龙诺（Lono）。恰好库克船长船上的一些标志与祭祀用的标志类似。碰巧库克船长在登陆前顺时针绕夏威夷到一圈，方向岛上祭祀队伍得行进方式一致，这让当地人不得不相信库克船长就是龙诺下凡。2月4号，库克船长出发，一切都很美好。可是，恰好他的船出了问题需要维修，不得不返航到夏威夷。恰好，当地的祭祀已经结束。神明再次来访不符合当地的理念，冲突不可避免。

以上的偶然事件举不胜举。下面我们来回溯一下硅谷发展中，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偶然事件及其后续深远的影响。

第一位需要提及的人物叫做詹姆斯.里克（James Lick）。在当时的加州，他非常富有。最初他计划用所赚的钱造一座地球上最大的金字塔，后来被当地的科学院说服，转而投建一座天文台—里克天文台。1887年，该天文台终于在圣何塞附近的汉密尔顿（Hamilton）上建成，是世界上首个建于山顶的永久性台址，开启了该地区的科技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树立的是一座辉煌的金字塔，是不是该区的文化风格和信仰也随之受到强力影响？硅谷也许就成为“风之谷”。

接下来提及的重要人物是当时的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夫妇 (Leland Stanford)。斯坦福的儿子早逝，于是夫妇俩决定投巨资建立一所大学来纪念他的儿子。学校于1891年建成，命名为“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如果历史重演，小利兰不出事，大概率他会继承其父亲的家产，延续其家族的铁路事业，斯坦福大学也就不可能出现。而后者则为该地区培养的大量的工科人才，其作用要远大于一个家族企业。大学建成十年后，斯坦福本人也去世。恰逢美国经济危机，大学无以为继。斯坦福夫人处于对其丈夫和儿子的爱，以一己之力，倾家财持续资助大学，自己则省吃俭用，让大学度过难关。

第三位历史关键任务是弗雷特.特曼（Frederick Terman）。他被称之为“硅谷之父”，可见其地位之高。特曼的父亲患有肺结核，需要加州温暖的气候缓解病情。加州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冬天湿润，夏天干燥，温度事宜。于是，特曼全家来到加州，并与斯坦福结下不解之缘。

特曼的导师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是美国“大科学”理念的先驱人物，是“信息时代的教父”。在他领导下，创建了美国科学研究局（OSRD）,领导大型军事研究计划，其中就包括“曼哈顿”计划。他还帮着建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他具有灵敏的气息和感召力，曾经预测了二战后计算机的发展，影响力极大。

有这样强大的具有军方、政治和科研背景的导师，再结合特曼对电器工程的独特见解，师徒结合，想不开创一番新事业都难。1924年特曼回到斯坦福，在导师布什的资源加持下，斯坦福和特曼获得了大量和军事技术相关的项目资助。

在特曼的领导下，斯坦福快速兴起。二战后，毕业生招工作困难，他开始促进学生创业。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简称HP）成立于1939年，两位创始人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获得了导师特曼500多美金的资助，开始创业，成为叱诧风云的科技公司领军人物。师生三人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这个故事链条清晰地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需要传承。资源需要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并在不同方向上开花结果。有这样的师生关系何其幸也。如果没有导师布什的帮助，斯坦福不可能获得大量的军方投资，没有资金和资源支持，斯坦福无法兴起，也就无法给硅谷发展强有力的依托。没有了土壤，高科技技术也就无法开花结果，也就没有诸如HP公司这种具有强烈斯坦福色彩的高科技公司的后续故事。

下面需要再次提及的是贝尔实验室（Bell Lab）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贝尔实验室的运行方式非常特别。它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1925年设立的私营性质的研究实验室，地点在新泽西州，其近邻是普林斯顿大学。贝尔实验室的前称叫做“贝尔电话实验室公司”。但是它确实又是美国政府批准，运行资金由AT&T用户的电话账单上支付。这就相当于贝尔实验室获得了非常稳定的资金支持，这种模式，在中国还没由出现。有了稳定资金这颗定心丸，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就不用担心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可以思考长期，比如十年以上的技术储备。可能也是这种机制和思维方式，贝尔实验室和尽在咫尺的普林斯顿大学各自安好，相互不打扰。

贝尔实验室的成功自不必说，它创新的技术改写了20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史。稍微罗列一下技术，会让人目瞪口呆：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C语言、UNIX操作系统、有声电影、立体声录音，以及通信网等等，属于典型的研发机构。

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原则和文化伦理是：同事间不竞争。而肖克利则恰恰与其同事巴丁和布拉坦竞争晶体管的设计。这就相当于肖克利背离了贝尔实验室的理念。他远赴硅谷创业，为硅谷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来源。恰好，肖克利不善经营，逼走了年轻的八位同事，另立了仙童公司。这就像一个蜂巢或者蚁巢，到点就分家，扩散了族群，对族群整体发展其实利好。如果肖克利如同后来惠普公司那样有良好的公司文化，可能就会延缓硅谷的发展。

其实，最重要的偶然因素，或者说也是必然因素是肖克利在加州湾区的帕洛阿图（Palo Alto）长大。回归家乡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选择。否则，后续的故事可能就会在其他地方书写。

这种理念造就了硅谷独特的跳槽文化。在其他地区，跳槽是大忌，会带走本公司的核心技术和利益。但是，在硅谷，则形成了例外一种平衡。大多数人员选择水平发展，通过跳槽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而在传统公司文化中，大都选择稳定的竖向发展，爬公司的岗位阶梯。前者一样可以达到平衡，因为可以让技术和知识流动，每个公司其实最后都受益，而且有助于形成一批高科技公司，而不是被个别巨无霸垄断。

总结上述这些带有某些偶然因素的故事时，我联想起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有龙图腾、花、鼎、青铜器、玉器等等。这些文化元素的来源都不相同。龙的形象来自红山文化、花（华）的文化来自于庙底沟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相关，青铜器则来自于大草原。青铜器和鼎相结合，形中华文明的礼器。这些因素来自五湖四海，汇聚到中原，开花结果，最终融合成中华文明。

当一个事物成功后，回首总结，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历史不可阻挡的前进动力方向。但是，这个动力确实又是很多偶然因素携手推进形成的。这也是这些成功和创新不可完全复制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