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无声惜细流

我毕业了，哲学所把我安排在通县华兴苑的集体宿舍。通县那时还未成为北京的副中心，不过是北京的一个区而已。哲学所不是每天上班，平常就在集体宿舍工作。如果没有自制力恐怕还未必适应这种工作方式。以前我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也是相对自由。我倒是挺喜欢自由支配时间的工作方式。外人未必知道，这种工作方式绝对比朝九晚五的强度大。

期间我连续翻译了三本书，《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行而上学》、《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以及《驯服偶然》。尤其是第三本，曾被美国兰登出版集团列入20世纪100部非虚构类小说之一。前两本与信息哲学还沾点儿边，最后一本就是考验我的英语水平和知识面了。太难翻译，作者写了10年用了英德法三种工作语言，涉及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天地生这么多的学科，同时用了福科的方法论。这些对我都是挑战，不过我最终还是把它翻译完成。

2000年的样子吧，我在网络上发现旅英意大利学者弗洛里迪的“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下载下来后读了几遍，那时由于随导师做全球化方面的课题，这篇文章就没太当回事。后来科学技术室主任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那时40多岁的人才断档。所里就要我当科技哲学室的副主任。这下我不仅要自己从事学术研究，而且还要关注科技室的学科建设。科技室的一个特色就是个人各搞一摊。正好我当副主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搞信息哲学了。我这才把弗洛里迪的文章当成主干，把它摘译下来，发表在2002年第4期《世界哲学》上。

2003年我写了一篇论文，“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发表在2003年第1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将20世纪和21世纪的研究做了区隔，前者归为“问题”研究，后者归为“学科”研究。这样我在信息哲学这个领域基本就站住脚了。自然辩证法先前有《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后来拆成两家。《研究》和《通讯》各占一家。《研究》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刊物；《通讯》由中国科学院主办，更强调学术价值。在2004年第4期我又在《通讯》发表一篇“信息哲学：科技哲学的新范式”。在这篇文章中我正式提出了“模态信息论”这个学说。

从那以后“模态信息论”（简称MIT）算是正式问世了。但也只提出个名称而已，没有任何论证，至多将其与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学说联系起来，即信息在世界中。有了这一点，模态逻辑和信息论就成为一体。看看学界有什么反应。还好，没有反应。这正是我期待的反应。最令人感到难受的，就是在一个学说没有新内容时被人反复诘难。我还是保持低调，要“无声惜细流”。没人跟我争抢或诘难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的支持。就这样，“模态信息论”便悄悄现身在中国的科技哲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