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课题结项，但还有数章没写完。结项了以后的问题相对好办。现在先把为该书《信息哲学的中国之路——向邵雍致敬》前言发出来。

前  言

我需要读书的那个年代几乎无书可读，只好用家传的英文打字机把借来的书一页一页打印下来，装订成“书”仔细读。几十年下来，家传的打字机和打印的几本“书”一直伴随着我。去年装修，把打字机卖了。买打字机的人提出也要买“书”，我拒绝了。这些“书”陪伴了我50多年，每当我见到它们时，就回忆起当年没书可读的情况。

朋友请我去讲课，知道我算“自学”出身，就希望我给学生讲讲学习经验。我想了下说，此一时彼一时，我那时几乎无书可读，现在的书太多。没书可读的岁月觉得有本书读该多好，恨不得把能找到的书中内容全部“吃”下去。即便如此，还是饥肠辘辘，营养不良。可能现在的书太多，没人在意，大家不饿了，营养过剩，发福了。这就是吊诡吧，我那个时代是过独木桥，必须心无旁骛。现在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反而让人不清楚该走哪条路了。没书时觉得读书是件快乐的事，书太多时选择也就多起来，忘记读书的本意。这大概就是最大的不同。

由于书太多，不知谁发明出了2/8读书法。或许这种方法早已有之，我孤陋寡闻不清楚。后来才明白，原来一本书只需读2成，其它8成可以不读。我记得杨振宁先生好像说过，有的书读完第一页就不想读了，有的则读完第一行就不想读了。我不希望自己的书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读完第一行就让人不想读了。所以我把写书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笃信“一本书主义”，忘记哪位大人物说过，别以为你写的那些东西人家不知道，其实早就有人说过了。

我曾翻译过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哈金的著作《驯服偶然》。该书曾入选上个世纪美国兰登出版集团“现代文库”100部非虚构类小说之一。发现汉译《驯服偶然》印行数次卖得均不理想，后来商务印书馆重购版权，我又下大力气彻底修订。该书入选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备选书目之一。转眼十年过去，我那本书还是灰皮的，没有“转正”，成为白皮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一。市场销路似乎类似于先前。当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负责人访美时，美国同仁推荐这本书，于是他找到我。我克服极大困难将其译成汉语。后来我就反思，该书在国内销路为什么不好？也许与作者学问过于艰深有关。该书涉及面太广，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天地生，用到英法德三个语种，尚有国内不为人熟悉的方法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学问大也难。

北美学者出于自觉，知道文化底蕴无法与欧陆相比，所以总希望把美国本土哲学家抬得较高。我记得哈金的《驯服偶然》着墨最多的部分就是美国本土哲学家皮尔士。文化上在世界抬不起头，怕被人说成是土包子。我去过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现更名为西亚北非古文化研究所），发现他们恨不得把埃及都给搬回去。可见他们对文化的渴望了。由于文化上处于劣势，就拼命创新。不惜花重金从世界各国招纳英才，为他们的创新做贡献。

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曾有言，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我为柏拉图做注脚没兴趣。中国的文化积淀过于厚重，又有述而不作的传统。致使许多精华被国人忘掉或忽略。我只能从本国传统文化中进行“考古发掘”，寻找契合点，为中西方信息哲学的学科建设铺路搭桥。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学术特质，不能让西方人牵着鼻子跑，着了他们的道，这才是我国所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