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和国外回来的一位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国外的大学教授突然在黑板上写出一道高中的数学题。问下面的学生，谁会解？我这位朋友可谓“学霸级”的，看到教授写出这么道题，顿感失落。认为这大学教授的底子也太差了吧。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他就跟我聊这个，可以看出，他心里还是有点儿彷徨。出国一趟，怎么发现教授连中学题目都做不出来呢？我怎么回答？我根本就没读过书，连博士也是跟着导师一起做课题，然后自己独自选题完成论文后毕业。后来我发现，可能是出在中外的教育理念上。

中国的教育理念似乎早在数千年前就被孔子规定下来，即“述而不作”。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要做的工作是“克己复礼”，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似乎觉得，他的任务不是去创新，而是为恢复周礼而做贡献。孔子的学说，从汉朝董仲舒开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为官方的主导理念。可见其影响之大。

就连孔子向其前辈老子讨教何谓礼，他在其《道德经》中也提到过“不敢为天下先。”也就是说，在先秦乱世之中，强调小国寡民的弱势思维定势，所以才不敢占天下先，强调退让，不敢争权夺利。他希望人们不要去“占天下先”，不要去“争权夺利”，希望以此减少战争和痛苦。这里就与老子所希望的一种“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相符合。

在这种环境中，“为天下先”会倒霉，会付出代价还会承担巨大成本。老子的这种思想与其说是人生哲学，倒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智慧，是一个乱世中的自保之道。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有问题的不是老子的思想，而是生存环境的问题。同时，他还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这些理念均深深写入华夏的文化基因之内。

到了宋儒，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对汉儒更加规范了。他编的《四书五经》成为钦定的考取功名的必读书。读书做官的题目就在这九本书里，所以读书人就要滚瓜烂熟地学习这九本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农业社会的读书人更是梦寐以求的境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讲“范进中举”那一段，把这种景象简直写得绝妙透顶。

读书做官的理念数千年都没改变。看看考公务员的数目就可知道。考试的“申论”那一部分，不就是当年考功名的“八股文”的缩略版吗？只要明白这个理就知道，中国的学生在“我注六经”方面的能力非常强。因为一切知识都是被前人，或者说被教科书规定好的，似乎不允许有创新。我记得有个例子，高考题问，雪化了是什么？有位考生答，“春”。这是多么浪漫而富有想象力的答案呢？可是它却与标准答案“水”有着天壤之别。就因为这么个例子，曾有过很大的争论，春还是水，都不错。但答春者，意味着考生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答水者，四平八稳，平淡无奇。这就是“我注六经”的效力。

可是在国外似乎与中国完全不同。或许他们更强调“六经注我”，即某领域就只有一个cake上的最顶尖的部分，才值得去品尝。拿下那个之后，其他所有细节都索然无味。譬如说，某数学难题无论是用什么办法被解决了，哪怕是最笨的办法，只要他解决了。其他再怎么简化他都会不屑一顾。或者说：抓住核心矛盾，去挖掘一个问题的极限，而不是自己能力的极限。他们的理念并不强调“别人不会的问题，我都可以解决”。这是“我注六经”所追求的。

我国一直强调应试教育，目的便是教学生“我注六经”。所以，到了国外却发现做就做到顶尖，其他都是细节，不那么重要，找个帮手给点些酬劳帮忙即可，因为登顶后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术业有专精，就在于你自己一定有登顶的魄力和能力。否则永远是个打工者，无论是在哪个行当，似乎都如此。在我看来，教育出发点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教育结果。我们更强调“我注六经”；他们更重视“六经注我”。这的确与文化传统有关。要把“述而不作”的观念放弃，我们的教育之路还要走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