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院校的教务处处长，都不会知道自己能有多长的任期；他们随时都有着被免职的可能。但是我却明白自己的任期还有多长，决不会等到被免职时才不得不离开。从2002年6月21日下午，民盟陕西省第九次代表大会顺利闭幕后，我已经感到自己在欧亚学院的使命，是应该结束的时候了。为了使胡建波能够顺利进入民盟省委，我从2001年初就开始做了大量工作。并为欧亚学院发展了五名盟员，组建了民办院校的第一个民盟欧亚学院直属支部。我邀请参加第八届民盟省委会的几乎全体委员来校参观，并把欧亚学院校景的录像光盘带到民盟省委，播放给常委们观看；其实这些工作都是为胡建波造声势。在2001年7月23日的民盟省委八届五次全委会上，胡建波被增补为盟省委委员。这次全委会共增补委员5名，增选常委4名、副主委2名；我是总监票人。在2002年5月27日召开的8届21次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了民盟全国九大代表、省盟九届委员会委员及常委的候选人名单；胡建波也在常委候选人之列。我心里很明白，这已经是开了先例，有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容易了。同年6月16日下午，在丈八沟宾馆召开了盟省委8届6次全委会，为全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我当时已经退休，但仍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6月17日下午6时，召开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有人发现原来提出的总监票人候选人，也是全国九大代表的候选人，不符合选举的有关规定。立刻有人当场推荐了我，不少人立即附议，桂主委当即表态：“就思聪吧！”我很意外地成了全省民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总监票人；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的这种会议。在开会期间，我又两次组织代表到欧亚学院的参观，在盟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几天时间内，我也有时间仔细思考学校近期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心中很明白，诸如此类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看来这个学期肯定会是个麻烦不断的‘多事之秋’。2002年10月组织自学考试中间，钟院长曾经暗示过我，教务处要年轻化。我明白他的好意，但胡建波对省盟职务的期待，已经高过了‘破格’之上；决不是我这个省盟常委力所能及的。其实我早已向钟院长多次暗示过，打算在适当的时间离开欧亚学院；很可能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不过他的好意提醒，却促使我抓紧实施自己在教学管理方面的想法。我要抓紧时间积极推行、改善统招生、非统招生的教学模式，调整他们的教学计划，力求提高其教学质量。这件事就是我打算在离开之前，为欧亚学院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在2002年年末的中层干部鉴定会上，我曾明确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的这种鉴定会”！坐在我旁边两个人询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再说话。寒假过后第二学期开学时，我没有再去报到，悄然离开了欧亚学院。胡院长虽然找到家里让我回去，但我决心已定，不过是使用些不伤害其自尊心的言辞推脱而已。

 民办院校鉴于生存竞争，教学管理观念与公办院校有较大差异。不过我在辞职后，还是向该院递交了一份《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的总结，但只送给了胡院长一人；意思是由他决定参阅人员的范围。我在2016年为该文补写了“后跋”，说明这样处理的原因。“后跋”并不在所递交的总结之中；其主要内容是：“这篇文章，是根据我在西安欧亚学院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近三年的一些体会而写成，也是我对民办院校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些教学管理问题的直白；我认为这些问题关系民办院校的发展和生存。虽然文章并不针对任何具体人、事，却难免涉及民办院校办学人的一些实际作为。即便不是欧亚学院的当事人，也可能会对号入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有悖于我的初衷；反而可能产生逆反心理，阻碍这些问题的解决。出于这种考虑，我是在离开欧亚学院后，才把这篇文章交给了胡院长一人；也算是一篇工作总结。这篇文章指出的教学管理问题，实际上在当时民办院校中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涉及欧亚学院的私隐，至今尚未有公开这篇文章的打算。除了这份总结，我对在盟省委所做的那些工作、在教务处所做的工作，从未对任何人做过解释；因为那样太累，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的性格一贯如此，退休前是这样，退休后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