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平等以及发展不平衡：比夫拉和埃塞俄比亚

人类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成功就是人类寿命的增加。比如说，在16世纪初期，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只有35年，三分之二的儿童在不到四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存活曲线（survival curves）是一个典型的三角形：首先由于婴儿出生一年内的死亡率而导致的急剧下降，然后是斜对角线式的下降，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持平—但是通常也会有死亡数目的攀升，这是因为流行病，饥饿和战争导致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望达到60岁。（见下图）

从那时开始，婴儿死亡率急剧地下降，但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越来越多的人才可以活到我们所说的晚年—也就是说，50岁或者60岁。现在，在很多工业化国家，人口金字塔是倒置的，大多数人的预期寿命都超过了35岁。甚至一些工业国家正在迈向这样一种状态，即年长的人数超过了儿童的数目—比如，到2034年，年龄超过65岁的老人数将超过年龄不到15岁的儿童数。

在正在迈向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在18世纪，出现这种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卫生条件，营养和住房的改善。反过来，随着家庭规模的虽小，居住环境（dwellings）变得不那么拥挤了，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过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双亲们发现他们孕育的孩子可以存活到成年了；因而当他们到晚年的时候就不太依赖于子女的抚养，而是靠自己的保险—所以他们会生育很少的孩子。当然新的避孕措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战时期还见证了公共卫生的改善，环境的清洁，以及由于更广泛的免疫项目而出现的传染性疾病的减少，比如天花（smallpox）和肺结核（tuberculosis）。

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工作时间缩短了，卫生间，淋浴间和浴缸成为了家庭的一部分，同时营养和医疗服务也进一步得到改善。机器承担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推土机，起重机和挖掘机—同时家里也用起了自来水和洗衣机。结果就是从1950年到2000年的这段时间里，全球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了至少三分之一—从千分之一百五十二到千分之五十七。到2050年，这种死亡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到千分之二十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不计其数的医学突破被转变成了新的健康项目—比如对抗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的三联疫苗（triple vaccine），以及有新科学，新设备和新药物武装的大夫对大众人群进行的常规健康体检。不断扩展的医学知识也变成了新的日常习惯，比如避免吃过多油腻的事物，过一种压力较少的生活，戒烟并多锻炼。健康教育进入了义务教育的范畴，对健康有益的产品，如低脂牛奶，和信息，如营养金字塔，变得更容易获取，这也支持了公共健康项目的发展。结果就是死于慢性疾病—如冠心病和心脏病—的总人数下降了。在2000年之后，不仅发展中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延长了，而且工业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延长了。

在发达国家，这还引发了我们所谓的“存活曲线的矩形化”（rectrangularization of the survival curve）。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可以活到70,80岁，随后在相同的年龄段（70,80岁）里相继去世。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如果老人不受一种情况的侵害，比如心脏病，他们也可能受到其他情况的侵害，比如癌症。

“长寿”是一个大事件（big story），但并不是这个事件的全部。虽然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并且预期寿命延长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不一致。大约有8亿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并且每天会有2.4万人死于饥饿，而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年龄不到五岁的儿童。虽然富有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达到70岁以上，但是那些饱受饥饿煎熬的人的预期寿命只有38岁。

随着二战后工业化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世界”的贫穷和落后被推到了国际议程之中，特别是自从1960年开始的快速去殖民化时期之后。

改善生活水平的对立面（flip side）就是凶残的饥饿的破坏。漫漫历史长河中，饥荒一直以来都是各大洲居民生活状态的一部分，有些饥荒还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效果。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太平天国运动（Taiping Rebellion）之后出现的干旱和饥荒，超过6000万中国人死于1850年到1873年出现的干旱和饥荒。同样在中国出现的具有破坏性的饥荒事件发生在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期间，据估计大约有4500万人被饿死。而在欧洲，人们对爱尔兰大饥荒（Great Irish Famine）（1845-1849）的记忆仍然是一种政治现实：它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100万人死亡以及另外100万人移民，大多数都移居到了海外，从而导致了爱尔兰人口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而苏联在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之后出现的饥荒（1932-1933）也导致了大约600万人丧命。有关饥荒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人为因素引发的最具破坏力的饥荒和自然灾难引发的饥荒数目一样多—比如说，斯大林的政策，英国政府在爱尔兰饥荒期间所采用的政策。19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于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的比夫拉饥荒是到目前为止当代最为公众所知的饥荒了，它导致了100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

即使从那时开始在非洲就存在很多饥荒—比如，1973年的埃塞尔比亚饥荒，1980年乌干达的卡拉莫贾（Karamoja）饥荒（在死亡人口数目方面是最严重的一次饥荒，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1998年的苏丹饥荒，但是有胃胀的挨饿的比夫拉儿童的照片还是震惊了全世界。实际上，比夫拉的饥荒是饥荒对公众舆论影响的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给人留下无法磨灭印象的决定性事件。同样的，来自于1984年埃塞尔比亚饥荒的新闻报道和电视镜头再次刷新了这种影响—BBC把它描述为“大饥荒”（biblical famine）--它导致了由爱尔兰歌手鲍勃吉尔道夫所倡导的现场援助音乐会等这些活动引发的全球人口流动。随后由于公众出离愤怒而举行的集会被认为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当2000年的联合国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采用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位于这个目标之首的任务就是“根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并且到2015年每日靠不到1美元维持生计的人口比例减半。从那时开始，就有很多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运动。比如，从1980年开始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情况下的人口比例以稳定的速度下降—从1980年的40%下降到了2000年的30%，并且在最近的十年里下降到了20%。这些改善大多出现在东亚和南亚—特别是中国—但是也出现在了一些拉美国家。

所以不仅对贫困和饥饿范围的全球性认识改变了—这通常是这些比如比夫拉饥荒和埃塞尔比亚饥荒的具体事件的结果。同时对于什么才是有效的政策以及联合国有关需要做什么的议程的观点也改变了。

然而，近年来，在进一步减少贫困且改善食品安全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具有潜在危害的挑战。当然这再次是由于特定事件以及其他们的后果而引发的，比如近年来的粮食暴动。也许在未来几年更不祥的情况可能会是由于受到长期食品短缺和粮食价格升高趋势的影响而出现更加突出的危机的汇合。气候变化和对粮食价格以及来自于粮食暴动和政治暴乱最新的新闻点有广泛影响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得这些危机近在眼前了。也引起人们注意的近期出现的一些以及正在逼近的自然灾难的例子包括：

l  全球变暖：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近期研究发现气温升高一摄氏度就会使非洲当前种植玉米的地区的产量下降65%--假设这些农作物能获得充足的雨水。在干旱的情况下，这些区域的玉米总产量也会下降，据估计如果气温升高一摄氏度，（在干旱的时候）超过75%的地区的玉米产量会下降20%。起草这份报告的一个作者说“温度对玉米的显著影响是惊人的，因为我们认为玉米是比较能耐热的作物之一。”

l  飓风和干旱：当2011年2月飓风雅斯（Yasi）横扫了澳大利亚的香蕉和甘蔗主产区后，澳大利亚遭受了的农作物经济损失多大8亿澳元，同时其通货膨胀（ICE原糖期货—译者注）和出口也遭受了重创。这是继澳大利亚近年来出现的大干旱和森林大火之后的又一次灾难，大干旱和森林大火也是和气候相关的，同时也毁坏了大面积的农作物。2011年，德克萨斯州遭受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并且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慢动作的自然灾害”。2009年，干旱袭击了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2011年，东非的一些国家—索马里，埃塞尔比亚，肯尼亚，吉布提以及南苏丹的部分地区—受到了6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袭击，导致了超过1200万人挨饿，并且需要紧急救援。全球粮食价格走高，家畜死亡，较弱的基础设施以及政治冲突也恶化了这些问题。所以恐怖故事以及无精打采且奄奄一息的婴儿再次出现在了全球的电视荧屏中。然而那些缺乏经费的国家立即得到了援助和长期的办法。

l  荒漠化：2011年3月，著名的环境学家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写到中国正在受到不断扩大的沙漠的威胁：“随着旧的沙漠的增长，随着新沙漠的形成，随着越来越多的灌溉水井变得干涸，北京通过自己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人口方面吃了败仗。”不仅沙丘侵蚀着农田，中国的农业也在失去灌溉用水，这些水供给了城市和工厂。中国的食品供应变得紧张，且粮食价格在上升。这不仅对全球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比如作为全球谷物主产地的美国，同时由于粮食价格的升高也会给全球带来一定的影响。

l  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全球气候变化还有可能对沿海的渔业和农业产生影响。比如，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海平面上升通过三种独立且彼此联系的过程影响（渔业和农业）：盐水入侵，洪水和频繁的飓风。这会导致GDP的下降，以及“会引发导致健康问题或者甚至是饥荒的食物短缺。农作物减产的最终结果是较高的贫困率，这促使孟加拉不得不寻求外部援助。”

l  威胁着“全球重要的”海洋物种灭绝的多样的海洋应力。2011年6月，海洋状态国际计划（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State of the Ocean）警告说地球历史上每次主要物种的灭绝都是海洋应激因素的结合导致的，而今我们正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海洋变化的关键是海水的酸化，温度增高以及氧气水平的下降，然而海洋对气候影响的弹性也被过度捕捞、栖息地的破坏以及污染而严重地损害了，这些污染包括流入海洋的农业化肥以及污水的排放。这种累积效应的幅度要比我们以前想象的大，而这种变化的步伐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有可能会加速。物种灭绝的威胁极大地增加，但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间则在减少，迟缓行动的代价将会大量地增加。

20世纪出现了几个过度捕捞的引人注目的例子。19世纪60年代后期挪威鲱鱼的春季产卵场消失，70年代秘鲁沿海的凤尾鱼渔场消失，而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西洋鳕鱼的过度捕捞导致了该渔场在1992年消失。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全球很多地区的鲸，海豚和近期更多的金枪鱼以及其他类型的鱼类身上。一个物种能够自我恢复取决于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一个方面的耗尽可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出现不可逆的改变。显然这对于未来食品的供应会是一个重要的负担。

上个世纪农业生产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成功。因为一些主要的作物—比如小麦和玉米—每英亩的产量翻了四倍或者五倍。这是由于农业科学和生产方面的众多进步—比如选种，化肥，灌溉和农业技术。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农业产量的上升也有可能出现在未来的十年里—比如，生物技术。而当代的农业方法也会在全球范围内采用—比如，滴灌。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即农业产量的增长能否跟上人口增加的步伐以及人类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步伐。在过去的十年里，粮食价格出现了大幅的升高。除了上述的人口增加、恶劣天气、暴风雨、洪水和干旱之外，导致粮食价格升高的主要驱动力还包括：

l  人类消耗的资源密集型食物的成分的变化。随着收入的提高，比如在中国，人们消耗了更多的肉类。但是“七比一原则”（7 to 1 rule）发生了作用：生产一单位的卡路里，动物要消耗7单位的饲料谷物。

l  当代农业是能源驱动的—无论这些能源是用来生产化肥，驱动拖拉机还是运输产品—有时候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能源价格的长期趋势也是上扬的。

l  生物燃料生产的增加—部分是补贴的结果。它也有其他的负面效果—比如，促进了滥砍滥伐，这对于气候来说是没有益处的。

2007到2008年间，粮食价格达到了明显的峰值，导致全球出现了粮食暴动的危机，以及美国、非洲和亚洲的不安。这个危机暴露出了明显的社会不平等。粮食价格的提升被认为是导致2011年春季出现在阿拉伯国家的叛乱的一个因素。

这就是普通人的反应。前景是可怕的。2011年5月，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警告说粮食价格的提升会更加压榨穷人。到2030年，农作物的平均费用将会增加120%到180%。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都预测到2012年难以抑制的高粮食价格可能会使上百万人陷入饥荒。

但是政府对这种即刻出现的危机也采取了一定的反应措施。在2007年到2008年，一些国家为了降低粮食的价格而大幅度削减食品的关税，降低食品的税收并且提高补贴。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压缩了粮食的出口。

当然，这还有进一步的后果。粮食价格的增加以及补贴降低了（比如）可以用在教育或者健康方面的经费，从而减缓了经济发展。它还加剧了粮食富足的国家和粮食匮乏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也增加了很多国家内部的投机行为、囤积行为以及社会紧张情绪。它会进一步改变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增加那些石油丰富或者贫瘠的国家的力量，比如俄罗斯或者乌克兰。

除了对粮食价格的立即应对之外，（各国）还有长期的战略定位。企业和政府，特别是中国，已经开始在拉美、非洲和澳大利亚购买农田了。受到这种“土地抢购”（land grabs）的国家以及它们自己的食品价格通胀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本国土地的）外国所有权。

简言之，到本世纪中期，我们将面临即将出现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危机的严峻警告--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包括水资源短缺，能源价格的升高，全球变化，荒漠化，过度捕捞和人口增加。它们会导致饥饿，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难民潮。很多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都认为粮食短缺不仅是一个贫困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安全问题，他在1999年说“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将不会有和平。饥饿的人不是爱好和平的人。”近期综合了众多国际组织的研究和报告的图书都取了不祥的书名，比如朱利安克里布（Julian Cribb）的《正在到来的饥荒》（The Coming Famine）以及阿尼鲁克利须那（Anirudeh Krishna）的《远处的疾病：人为什么会变穷以及他们如何摆脱贫困》（One Illness Away. Why People Become Poor and How they Escape Poverty）。《全球饥饿指数》（The Global Hunger Index）表明全球共同体并没有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的道路上，即到2015年每日靠不到1美元维持生计的人口比例减半。因而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和19世纪60年代来自于比夫拉饥荒的画面那样让人不安的一些画面。

这个故事的重大教训包括：

l  贫穷和饥饿也是人类情况的一部分。在20世纪，大量的努力付诸于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国家。

l  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即1960年之后，重点放在了以前殖民地的困境和潜能方面。实际上，人们还杜撰了一个术语来强调这些困境并不是它们的宿命，而是可以通过政策和国际努力加以改变的，这个术语就是“发展中国家”。显然，（一些国家）在发展和提高福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很多政策仍然停滞不前。

l  尽管饥荒和饥饿使得具有毁灭性挫折的起初的乐观主义更加明显—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就是出现在比夫拉的灾难。但是可以说，全球公众看到了比夫拉剧本于2011年在东非地区 “重现”—也就是说， 大饥荒，人类的苦难以及大量人口死亡。

l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饥饿及饥荒的威胁和环境变化及气候变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联不仅涉及到全球平均气温的缓慢升高，而且涉及到一触即发的相伴而生的自然灾害，比如对农业生产具有破坏性影响的洪水，极端暴风雨或者高温热浪。

l  未来十年的前景是灰色的（bleak）。不断增加的人口同改善自身福利更高期望的结合—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加之水资源和能源短缺可能会引发更加广泛的饥饿。

l  食品短缺反过来会导致很多国家内部出现粮食暴乱，政治动乱和不可预知的政权更迭等形式的暴力冲突，同时由贫困人口产生的迁移压力还会引发全球动荡，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