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原子弹和核武器是人类在物理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结果—其中一些（物理学家）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时，在化学领域也有重大的发展，并且在二战期间也开展了实践应用测试。像核武器一样，它们后来也对“生态革命”—人类观察地球及其困境的方式—具有重大的影响。

然而，一些科学家早期就对DDT的潜在危害感觉到不安，而后几年，这种杀虫剂广泛使用的潜在且间接的危害被人们发现了。1957年，这些危害引起了美国生物学家和自然文学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注意，她于1962年写出了那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些文字首先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连载，而后的同年10月份它进入了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卡逊强调说DDT和其他杀虫剂的采用具有非故意的有害的副作用。首先，这些作用是无差别的—它们的过度使用不仅会给虫害带来严重影响，而且昆虫也会从中受益，比如蜜蜂。其次，有毒的合成物质在自然中并不容易分解，而是聚集在食物链当中—而且DDT也超越各国国境广泛地扩散。因而DDT会不利且严重地影响那些以昆虫为食的物种—实际上，“杀虫剂”被称之为“杀生剂”（biocides）可能更恰当。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鸟类，因为DDT可能会使蛋壳变薄，从而造成雏鸟死亡和大范围的鸟类死亡。卡逊著作的书名是对未来春天的一种比喻，那个时候因为鸟类无法孵化幼鸟，所以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情况还远不止这些，合成农药的副作用远远不至出现在鸟类身上，它也会给人类带来痛苦—比如，它可能是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的一种原因。卡逊还预见到害虫产生抗药性后出现的长期危害性后果—更加暴露的生态系统可能屈从于无法预料的物种入侵。

虽然在可读性和政治反应方面，《寂静的春天》瞬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卡逊本人却遭受到了化学工业的巨大诋毁和攻击，这些工业企业由于（卡逊的著作而使得）有利可图的产品销量下滑而注定会失败。

通过强调不同的物种会受到人类干预的威胁，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共同灭亡，蕾切尔卡逊的著作还为早期的生物多样性—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种或者在自然栖息地中的各种生命形式—辩论提供了一个开端（stimulus）和背景。栖息地损害的威胁包括污染，过度杀戮，过度采伐，过度放牧，物种入侵等。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滥砍滥伐，也就是说，清除森林或者树木，把土地变成非林业用地。损害原始森林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领导下，国际合作于1988年开始。1992年5月22日的内罗毕会议（Nairobi Conference）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议文本》（the Adoption of the Agreed Text of the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使得国际合作达到了顶峰。这个会议也使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并不是被分割成均等的受保护的栖息地，而是和整个复杂的全球系统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寂静的春天》成为了“生态革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教训：

l  公众，不仅在美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新的环境危险保持着警觉。

l  《寂静的春天》中所释放出的信息强调了不同于冷战军备竞赛—地球，地球上的居民及其栖息地都有可能被核冲突而损害—的危险。卡逊给我们的警示是地球也有可能受到很多微小的决定及其后果累积起来（而形成）的威胁。地球不仅会受到核战争这样的重大决定—以及重大误判—的威胁，而且会受到为数众多的微观决定累积起来的长期的威胁。“千里之堤毁于蚁穴。”（Many small actors as an ensemble could produce big effects）

l  一个起初被看作是完全有益且绝对安全的化学品被证明具有严重的有害后果。这个教训可以概括为:人类的心灵手巧和对自然的干涉可能会有长期的不可预见的负面效果。

l  由于采用新化学品或者技术的影响的这种长期“事后效应”（sleeper effects）在被它们被发现和识别之前会具有破坏性作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喷雾剂或者罐装气体，它们的采用对臭氧层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而后逐步采用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氟利昂（Freon）和卤代烷（Halon）是导致地球上空平流层（stratosphere）的臭氧层被逐渐耗尽的元凶，它们被广泛地用在喷雾罐和冰箱的冷冻剂（coolants）中。似乎包括发胶（hair spray）或者剃须膏（shaving cream）在内这些无害物质也能引发深远的集聚的长期破坏性后果。

l  蕾切尔卡逊是让公众知晓自然不仅仅是人类行动和利用的对象的第一批科学家中的一员。自然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应该被看作是一套复杂的互动系统：需要一个全新的生态观。这在她的著作--《生物科学论文集》（Essay on Biological Sciences）—中有很好的体现和总结：

只有在20世纪生物学思维被聚焦在了生态方面，或者说聚焦在了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方面。对生态关系的认识是—或者说应该是—当代资源保护项目的基础，因为如果不保护好（物种生存）所需要的土地和水源，试图保护好这些物种将是徒劳的。所以这种彼此交织的关系告诫我们（生态系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when we disturb one thread of the community fabric we alter it all）—也许这种变化是细微的，也许是巨大到足以毁灭后代。

所以对于杀虫剂或者其他化学品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仅仅考虑了它们的瞬即效应（immediate effects）--它们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必须进行评估。（在这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自从1992年开始的生物多样性大会（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l  原子弹和DDT不可预见的后果预示着一个新的科学观。不是科学方面的进步带来了线性的发展，而是产生了一种浮士德式的观念（Faustian notion）：（人类）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层知识可能会被用在自相矛盾的方面（put to contradictory uses）--也就是说，用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科学上乐观的范式受到了质疑，不仅是因为它证明了知识可能会被故意地用于毁灭性的目的，而且还因为它表明预测各种各样的间接负面影响—即使是善意的做法—的是十分困难的。所有这些都为环保行动酝酿了舞台和场所。

l  由于它对公众舆论的强烈影响，《寂静的春天》促成了草根环保运动—很多人所认为的生意还可以照旧的看法再也站不住脚了。“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这种激进分子的推动力远远超越了美国国境。

l  《寂静的春天》还引发了一个新的政治措施，特别是议会对农药进行了审查并且总统的科学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也出具了报告。几年后，这也促成了在美国逐步淘汰DDT的政策。《寂静的春天》强调了需要新的法律约束。

l  （《寂静的春天》留下的）另一部分遗产就是新部门的成立—在美国建立环境保护局（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反过来，它又促成了1972年出台的《联邦农业杀虫剂、杀真菌剂和杀鼠剂法》（the 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以及逐步淘汰DDT的政策。

l  《寂静的春天》为预防性原则播下了种子—反对无拘无束地使用杀虫剂的人提出的举证责任是他们认为他们（杀虫剂）会给支持者以及认为这些化学品的引入不会带来危害的化学品生产者带来危害性后果。预防性原则使得“宁可过于谨慎，也不可掉以轻心”成为必要—做那些安全的时候，而不是存在危险的事情。可能给环境或者公众带来危害的行动或者政策应该予以推迟或者终止，就算没有科学共识，那些主张采取行动的人应该证明（这些行动）是无害的。换句话说，这个原则使得开展有潜在危害的行动变得难上加难，而阻止这些行动则变得更容易了。

l  教训的获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有时候这些教训会被遗忘—有时候它们会被新的类似的经历再次唤起。比如，当美国从1961年到1971年的十年间在越南战争中采用橙剂（Agent Orange）--一种除草剂（herbicide）和落叶剂（defoliant）--的时候，人们再次唤起了DDT的教训。其目的是让北越（North Vietnam）支持的游击队无法利用森林作为掩护。根据越南政府的估计，大约有480万人接触到了橙剂，导致了40万人死亡或者伤残，另外导致了大约50万名儿童有先天缺损。近年来，“海洋垃圾”（sea of garbage）—石油，塑料，化肥，污水和有毒化学物品对海洋的污染—已经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尼日尔三角洲（Niger delta）的原油泄漏导致的破坏性影响。2011年8月，出于对《寂静的春天》里提到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而成立的环境保护局在收到了一份用于草坪和高尔夫球场的除草剂导致了美国大约上千棵树木死亡的报告后禁止了这种用于草坪和高尔夫球场的除草剂—环丙嘧啶酸 (Imprelis)。在这些例子中，很多微小决定（比如在海里丢掉一个塑料瓶子或者塑料袋，或者给草坪喷洒除草剂）的累积性效应会有长期的破坏性后果—因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提到的初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