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中国正在搞的所谓现代农业，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新的三农问题。在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的前提下，盲目鼓励资本下乡或者搞美国式的家庭农场，将催生新的粮食生产难题。抛开环境污染不说，耕地质量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消失，带来的将是严重的社会动荡。希望决策者认真读一下温先生的肺腑之言，接受历史教训，早日将农业出路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笔者长期在农村一线进行科研活动，深感温先生所言不虚，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阅读。

农业不是“唐僧肉”

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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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各级官员、学者，经常不假思索地，简单地把以土地规模经营，作为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目标的时候，大概少做了一项工作——索引历史文献。

1955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动，中国开始批量生产50马力的拖拉机，因为不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工业各部门普遍要求中央提高农业组织化的程度，让工业品有条件下乡。1956年，为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部门顺畅地提取原始积累，中央正式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同时将农村合作社由“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形成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营，开启了中国28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

　　结果怎么样呢?在此不多作论述，有能力的人自己思考。

　　当我们判断农业的未来时，该以什么现状为出发点呢?

　　根据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看，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三四十年前，农业可能不是那么现代化，自身收益很低，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呈现出“正外部性”的状态。现在则呈现出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造成严重的自然环境破坏，另一重是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原因在于全球三大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

　　首先看金融资本，我们都知道当下世界资本市场热钱横行，它的特点是要求短期回报，进入农业这样需要长期、持续投资才有稳定回报的部门，很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牛奶制品行业面临的危机，就是由当年一笔不到5000万美元的热钱引发的。

　　当年这笔要求短期回报的热钱，投到某知名企业之时，不可能拿去种植操场、建设基地和培养农户，而是去抢奶源，把奶牛市场搞乱了，供需关系严重扭曲，奶牛养殖户开始添加三聚氰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丑闻曝光后，中国的牛奶制品行业受到摧残性的打击，也由此引发了政府信任危机——即使保证牛奶制品没有问题，老百姓也不信。

　　其次看产业资本过剩。这个时间更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就已经出现工业生产过剩的问题，为了防止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我们引导工业资本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以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在工业和农业同时扩大投资，拉动经济连续增长。

　　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

　　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50%以上的猪肉、50%的苹果、40%的柑橘等等，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

　　三大资本促使农业生产过剩，直接导致当下农业生产的双重负外部性。就污染而言，最近的一个案例是“河里漂死猪”，当地生猪年产量大约是700万头，在规模养殖条件下，生猪的正常死亡率，按最低3%算是21万头，按最高8%算是56万头。管理部门要求对死猪进行填埋和焚烧处理，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往哪里埋;烧一头猪比烧一个人还贵，养猪的农民怎么负担这个成本？

　　至于食品安全问题，1998年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这之后的15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集中发生。

　　农业现在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我们强调以大规模集约土地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时，必须要从现状出发——它会加剧这种紧张，还是会缓解?

　　乡土中国的基本常识

　　农业的演变，具有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的这一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因此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首先是前殖民地国家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到美国一看，觉得大农场很漂亮，工业化生产也是高效率。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从世界范围看，大农场农业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做到，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国家原住民只占人口比例的5%不到，这是大农场进行工业化生产和集约经营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也要搞大农场，是不是要把95%的中国人都赶到太平洋里?

　　其次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致使资源越来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的农场由中产阶级市民兼业经营，这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

　　欧盟每个农场每年要得到1.8万-2万美元的补贴，再加以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壁垒，欧盟各国的农场才能维持经营，这是客观现实、普遍现象，也是常识。

　　第三种是未必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全覆盖的普惠制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的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乡土中国正属于这种原住民为主的东亚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

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是36.3和40.4%，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无论农业怎么发展，靠农业来维持农民收入的客观条件是越来越难。

　　但是，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2002-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61.5台，增长3.1倍;空调22.6台，增长8.9倍;拥有移动电话179.7部，增长12.1倍。这些收入是靠农业发展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而是进城打工得来的。

　　小农农业要实现自我循环，几乎只有一个办法：把各种与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装进综合性的大产业，农民才能在其他细分产业领域获取利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帮政府种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补贴太多，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可以围绕农业形成多种产业并存的综合合作社体系。我以前跟媒体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只有总理抗旱，农民才不抗旱呢，他们巴不得旱灾再重一点，反正政府有赔偿有补贴，让农民自己抗旱，有机制激励吗?靠农业发展不能实现农民增收，靠补贴更不可能，我们的不少官员，就是不接受这个现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是农业产业化政策的首批研究人员之一，当时我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增加农业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经济理性，但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提高了多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的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认为农业产业化成功了。

　　如今城镇化又成了热点话题，有人说，把中国70%的农民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

　　在中国，农民进城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现在按照国家规定，农民工上“四险”的比例不到20%，为什么?因为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的成本要低于城市，农民工一般不需要在城里再额外付费，另外购买一套自己的社会保障，更何况城乡二元分割，农村的保障带不进城市，城市的保障也带不回农村，各地政府让进城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其实是加重他们的负担。

　　二是农民进城前后的身份变化。在农村，农民有房子有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你让他变成产业工人，意味着变成无产阶级，有人愿意从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吗？改革开放前，农民没有地、仅有房子，城市工人却生老病死有依靠，工农之间的差别相当于中产阶级跟贫民的差别，所以农村才会出现一人当工人，全家都幸福的情况。现在还是这样吗?我不反对城镇化，只是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多做实际调研，别拍脑袋下结论。

　　近年来，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国家不断调整战略，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发展是多功能农业，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两型农业的道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几年慢慢开始强调农业的转型，

　　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不再是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GDP农业”，而是稳定农村、合作农业、安全农业的新概念。

　　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3.4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可能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叫“去城市化”。如果这个趋势形成，将带来很大的经济机会，中小企业和中小资本，或者中产阶级市民的资本流向农业和农村，与农民合作，将会带来农业发展新的机会。